江湖中国

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当了一种交换的媒介，类似于货币，面子的给和被给，相当于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类似会计账面上一“借”一“贷”。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换媒介，盖因面子能向人情转化。转化后，面子给还问题就变成人情计算问题，计算问题又变成“债务”问题（人情债），而债务问题最终可以金钱来解决。所以，面子、人情、金钱、债务等四项元素形成一条利益兑换链，实现了江湖化社会的社会经济合作。在近代中国江湖化社会平台上，可用于社会交换的媒介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间含有金钱、物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五种载体。这五种载体各有侧重，功能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皆能融通，相互转化。涉及金钱、物资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偿还；而涉及关系、人情、面子的债务，也可以用送金钱，即礼金偿还。但是，江湖规矩忌讳以金钱赤裸裸方式偿还，做人最好要符合礼数，寻找一个送礼的借口，譬如寿礼婚礼之类，奉上隐含深意、价码适当的红包。
  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双关语”
  大约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发现了作为人类心理基本规律的“互动模式”。他的研究证明人类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号互动”模式，是符号交流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主要的互动符号体系是语言，其次则是非语言的“语言”，譬如，角色、肢体动作、眼神、气味、音调等等。
  中国面子的操作过程基本遵循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面子历经数千年积淀，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种可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双关语言”，譬如巴赫音乐的复调或赋格，左手一个旋律，右手一个旋律，双手合起来三四个旋律，亦即三四个声部。面子话语的具体操作过程为：语面一层意思飘逸在外，潜台词另一层意思攥住要害。逢场作戏，大幕开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者透过对方语面揣摩背后意蕴，尔后设计新语面回应对方。这一来一去，不仅像巴赫赋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还难，因为有双旋律，等于双手同时打两个乒乓球。一番腾云驾雾后，直至双方拨云见日，心领神会，分别达到目的。老江湖说的话，圈外人听了如同黑话一般。
  譬如，两个互不买账的老熟人在街头看热闹，一抬头遇着了，不免寒暄一番。因为做人互不服气，不免带些抬杠和贫嘴，当中不乏使用双关语，又要损你又不伤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脚不利索还出来关心社会。”明里给您留面子，暗里笑您无聊，退休在家闷了，出来打发日子。乙听出话音后不乐意了，赶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时间外出溜达，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闲，养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样，没退休也照样没事干，比我更无聊。但话语之间都给对方留面子，绝不伤和气，这就是面子规矩，不能逾越。话匣可开，意思可表达，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则闹得大家反目，也给周围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么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杠闹着玩。
  中国的双关语并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导致双关语使用的重要压力情景之一种，人们因碍于面子又要务实，只得以双关语来陈述。
  譬如，单位竞聘上岗，表面上显示了人事制度的进步。但事实上不少单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与一言堂事实的落差，衍生出许多人事工作上的双关语境。比方说老领导离职，耍心眼的新领导一定搞一轮“全员竞聘”，具体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竞岗演说、群众评议、领导定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箭双雕，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促使全体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表态，尤其敦促中层干部表态，究竟是否认同新领导权威。在规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层干部也意欲表达拥护姿态，但苦于口说无凭，唯一的表达途径便是参加竞岗。即便无望当选，也要表现竞选的积极姿态。竞不竞是态度问题，竞不竞得上是上级意图问题。有前朝旧臣，明知新领导不赏识，假如没有调离机会，便只有改换门庭投怀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竞岗。将全过程综合来看，便呈现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双关语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竞岗，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人事改革，实质在于大家伙表态，是否给新领导面子，认同新权威。但是，场面上的热闹——文件、会议、演讲、评议……都属于人事改选。
  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该单位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问题的里子，但不能直说。能直说的是面子，须要精心装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参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语言双关”背后“过程双关”的要害不在过场本身，而在过场幕后。表面上看，过场是荒诞的，缺乏实际意义，但是过场的衍生物解决了一个机构权力博弈的真正问题，值得当事人“认认真真”。
  在千年礼教熏蒸之下，中国的社会产生显著的形式主义特征，即形式与内容分别演绎的双轨体系。双关语言的逻辑，以及言行表里的分野，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也是江湖社会以及江湖化社会的一般形态。在中国，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双重逻辑甚至多重语义。一个言行，至少要分出两个路径，一边解决现实问题，一边解决面子问题。在这两点中，保面子优先，如果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保面子，那么许多人宁愿先搁置问题，而不损害面子。或者诉求互相妥协，部分解决问题，部分留面子。我们经常听到“碍于情面”或“这事就算了”的惯用语，背后隐藏的就是“面子优先”规则。面子，阻止人们认真做事。但凡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熟人之间，每当权利被无意地侵害，譬如楼上滴水、隔壁吵闹、座位挤占一类，一般都“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事情碍于面子”，从未有“面子碍于事情”。在面子价值观大旗下，思维被如此格式化：事情无碍，无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这种双关逻辑的实施，导致了两种常见的结局：
  （1）既解决问题又保全面子，皆大欢喜；
  （2）碍于情面，搁置问题。
  第三种可能的结局——不惜伤害情面以求解决问题，在规则上不允许。不惜伤情面来解决问题，不仅双方破坏私人关系，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关系网舆论的批评——“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违反江湖为人规矩，违反面子规矩。
  角色调节
  面子与私人关系网络的运行有关，此运行基于各种角色的设置。在一般社会中，角色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
  一个社会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单体，但不等同一个人的全部。为此，社会学有一比喻，将社会运行比作一部戏剧（演剧论），将个人比作戏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依附于规定的脚本——台词、动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剧作的既定方案运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要义，在剧本中得到贯彻。“角色就是他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一个社会无论多自由，成员都不许为所欲为。个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钻进一个贝壳参与社会运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现代人所谓人格“成熟”，一个人很“社会化”，或者传统儒家所谓“修身齐家”，在概念上等价于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会规范，以符合制度的标准。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构造的细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提炼，尽管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照样适用，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毕竟，传统社会并未直接提炼“角色”概念和相应思维框架。不过，它涌现过一些类似于“角色”的概念，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们不妨借鉴“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反过来考量面子在传统中国及江湖社会中的地位。
  以传统思维的方式讲，名分是面子的内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无名分则无面子；名分要以面子来体现，面子以名分为依托。在世俗社会和江湖社会，二者几乎混用。对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内涵，面子和名分几近于中国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会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础上，运行它的规则和制度。
  纵览中国人交往互动，轨道之一是面子互动，面子是传统中国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开始说正事。即使是兴师问罪，也要先“张兄李兄，请坐看茶”之类。传统社会，包括江湖社会和家族社会，决不允许两人戳破面子赤裸地交流，双方对话应透过脸谱完成。这是脸谱与脸谱的对话，面具与面具的对话，否则就是失“礼”。“面”，是贯彻“礼”的先决条件。这个脸谱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后的名分。面对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