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

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从圆形的窗户里发散出来，像空气一样沉坠到波光鳞鳞的海面上。船上响着音乐，但是看不见人影。我恍若在梦中，脑袋好像浸泡在海水里。我怎么会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小岛上？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从长涂出海好像非常困难。大家都忙忙碌碌，而我却像一个无聊的到处找乐的流浪汉。也许，我应该回到定海，然后再想办法。阿坚会陪我去嵊泗列岛。有他陪着，出海也许会容易些。
    
    1997年12月6日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旅馆老板娘在门外大声叫喊：“林同志！林同志！”她喊了几声，用钥匙把门打开。我欠起身。“林同志，对不起，忘了喊醒你，已经六点二十五分了。”
    去高亭的早班轮船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我赶紧穿衣起床，幸好昨晚临睡前就已把行包准备好了。我脸也不洗，拎起背包就往外冲。三轮车载着我来到码头，轮船汽笛刚刚拉响。我买了船票，箭一样跃上船。
    船上像拥挤的集市。通往船舱的走道两侧挤满了黑黝黝的渔民，脚跟前放着盛满鱼货的箩筐。他们一脸杂乱的胡子，眼巴巴地望着挤过走道的人们。天色还未亮透，船舱里黑乎乎的，晃动着数不清的脑袋。我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女人尖细而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小孩在啼哭。到处都坐着头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烟，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你怎么走了！”黄书记在电话那头大叫道，“早晨我去旅馆找你，老板娘说你已经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看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解释道。
    “是的，昨天我很忙。可是今天我空下来了……你不是要出海吗？”听声音，黄书记非常遗憾，此刻他是那么热情。我很过意不去，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很不牢靠的小孩。
    我还给旭光打了个电话。他已经回到沈家门的家里，明天才能回来。
    我出门去找阿坚。
    阿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已经十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他猫着身子起来开门，又迅速钻回被窝里。这是一个用灰色硬纸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最多只有五平方米，挤着一张床、一台摆着电脑的桌子，在桌子和床之间卡着一张靠背又高又陡的活动旧沙发椅。床头是一排用木板和砖块层层搭起的“书架”，和天花板相接，上面堆满了书——我真担心有天晚上它突然塌下来，砸坏沉睡的阿坚的脑袋。
    “什么时候可以分到房子？”我问他。
    “我是最倒霉的，”他说，“我去车棚，那里停着长长一排自行车，我看见有一辆倒在地上，就走过去把它扶起——那总是我的车子。”
    他从某师范大专中文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教书，很快就被校长视为眼中钉。后来，他调到定海做了一名编辑。他老是熬夜，看书，写作，直至凌晨两点以后才睡觉，近中午时去办公室上班，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
    “你真能睡啊。”
    他的老家在绍兴，一座三面环山的村庄里，一条小河发源于此，注入曹娥江。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现赋闲在家。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尚未完全独立。他是个孝子，是全家的希望。他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看不出有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子正爱着他，但是遭到了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修边幅，话说得很少，表面谦和，其实非常高傲。
    我阅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戏节目》，非常震惊。这是一篇成熟的、漂亮的小说，几乎接近完美。他在非常琐碎的事件背后构建了作品内在的张力，用一些简洁的对话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内容。他是了不起的。
    下午阿坚出去办事，我呆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晚上我们一道出门，准备去一家辣味馆吃晚饭。可是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辣味馆早已不存在了——阿坚已经好久没去这家辣味馆了。
    晚饭后，阿坚带我到定海老城区闲逛。
    
    1997年12月7日
    天气一直不大好，下着雨。天空低低的，挤压着房屋和梧桐树。窗外，汽车在淅沥的雨声中喘息着。早晨，我听见窗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到处都是穿蓝色军服的水兵，打着伞，像刚出笼的小鸡一样悠闲地踱着细步，选购日常用品。
    海上连续几天都是八级以上风浪，一些远途的班轮已经停开。阿坚星期一还要处理一个报纸版面。因此，我和他最早要等到星期二才能乘船去嵊泗列岛。
    傍晚，旭光从沈家门回来。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除了旭光、阿坚和我，还有两位来自沈家门的朋友。黄立宇到杭州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去了。
    
    1997年12月8日
    继续滞留在定海。整个白天都呆在房间里，阅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长篇小说《庄园》。
    旭光和阿坚傍晚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阿坚说他已经向轮船公司打听过了，明天有两艘轮船开往泗礁（嵊泗）：一艘是慢船，早晨六时五十分开，海上航行八小时，那将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行；另一艘是快艇，上午十时开，两小时就可到达泗礁，但是明天海上的风浪仍会很大，轮船公司也不知道快艇到时能否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