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蔡仪讲美是客观的，李泽厚也讲美是客观的，其客观性是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他常以毛主席诗词和五星红旗为例，来说明“美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与之相反，我强调美的主观性，主张“美是主观的”、“美和美感有同一性”。我认为愈是有社会性的东西，愈是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所以美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在我後来的研究中，我把“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观点。“美的主观性”这一命题，也发展为“审美的主体性”这一命題。并且我认为，美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自然现象。我在美学研究中引入了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熵”。我强调熵定律可以说明许多美学问题。美的根源不仅在人类历史中，还应该追溯到生命的本源。在我的《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两部著作中，除论证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外，我一再强调美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描述性；美学作为意义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总和，同时亦具有规范性，所以美学也是哲学的内隐框架。到八十年代後期，各种观点有相互靠拢的趋势。我想如果中国当代美学值得後人认真研究，将来总会有人发现，究竟是谁靠拢了谁。
  亚：您说上面三位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记得其中有人历来被批评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朱光潜先生，他主张“美”是客观的，也主观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高：问题在於本人怎么想，而不在於别人怎么说。朱先生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别人精深。他的文章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至於别人怎样说他那是另一个问题。蔡仪和李泽厚都互相指责对方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以别人的说法为准，那么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甚至布哈林、托洛斯基、列宁、斯大林都被人批评为“反马克思”主义，其中究竟谁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那是历史课题，要在另一个范围内去研究了。
  亚：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美学理论与思想启蒙、政治批判关系紧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关於“美”的思想同我关於“人”的思想一样，都根植於我的人生体验，是从我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学问做出来的。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常常联系起来思考，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美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体性。讲美是自由的象征，讲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统一是美的形式原则，讲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听起来都象是在反抗奴役呼求自由，这不是有意附会，而是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结构相同。我历来强调，人的审美本性有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必然地要和那种强行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力量发生冲突。正因为如此，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具有一致性，艺术创作具有叛逆精神、反抗性格和开拓新的思维空间的特性。也许这就是有些学者认为我的美学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性质的原因吧。当然这也是我的美学观点常常受到左派猛烈攻击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唤起工农
  亚：一九八八年，您曾经就中国的政治问题与温元凯作过一次对话，那时您主要提出了那些引起争议的观点?
  高：那时我在成都。温元凯到成都考察，约我到都江堰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他刚和严家其作了一次对话，发表後送了一分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对话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我质疑现政府的合法性，主张修改宪法，要求建立多党民主制，实行私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被人认为过於激进。我认为中国的进步，除了依靠中产阶级的形成，还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和独立的农民。没有这三者和三者的一致，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化，也谈不上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所以我主张变与领导人对话为与工农对话，唤起工农。
  亚：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您在学术上活跃的一个时期，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您的主要活动和著作?
  高：不知从和说起。就说一点吧。我写文学评论，始於八十年代中期。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我被剥夺了在哲学系讲课的权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写文学评论是因为看了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感到他在宣传爱国主义的时候，把祖国和政权混为一谈了。我写了篇文章他，我说爱祖国和爱党不是一回事。拥护某个政权不等於爱国。当时作家们这方面观念很模糊。白桦说：你爱祖国，但祖国爱你吗，”仍然是混淆了祖国与政权。从批评这种现象开始，我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有人指责我的文学批评是“社会学的批评”，於是我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社会学的评论辩护，从而一度卷入文学争论。
  亚：我记得您还担任过一些丛书、丛刊的主编，也作过不少讲演。
  高：一九八六年我担任《大时代》丛书主编，原来我对该丛书抱有极大的期望。我计划凡是“解放”後一些重要年代，都出一本书》书名如《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三年》。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组稿後刚同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就碰上了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计划被迫中断。一九八八年《新启蒙》丛刊出版，王元化任主编我和王若水任副主编，由於中宣部和公安部强行干预，该丛刊在出至第四期时也被迫停刊。至於讲演，这是教师的本分，不值得提。那几年邀请的单位较多，所以讲得也多些。後来当局不许讲了，我就不讲了。
  亚：一九八六年您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这是怎么一回事?
  高：授予我称号的是科委，看管和修理我的是教委，逮捕我的是公安部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所以党对付我们是很方便很自由的。一九八六年他们甚至还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给了我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我拒绝了。也是政协委员的四川大学教务长唐正序在政协会上骂我“不识抬举”。我被捕以後，此人甚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理由，拒绝为我的研究生组织毕业论文的答辩。我出狱後，还有人批评公安部门右倾，对我手软。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很普遍，中国人对此都很了解，自由世界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亚：联系到您前面所说的“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您是如何解释这种大家“都很了解”的现象的?
  高：这是制度的产物，象俄罗斯那样的伟大民族，文化土厚水深，也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李森科。这不是偶然的。绘画与命运
  亚：许多人知道您在文学批评和美学方面的成就，但是不太了解您同时还是一位画
  家。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绘画生涯。
  高：我从小爱画水墨画，上大学也是选的美术专业，学的是油画。梭来到敦煌，工作是，脑摹壁画，摹本曾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我的妻子浦小雨曾经在首都博物馆十年，从事古画临摹，也算是同行。所以出国以後我们就卖画为生。一九五九年，我还被关在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时候，被带到兰州，为“十年成就展览馆”的大厅画画，得以幸存。所以我常说，画画救了我的一条命。现在我们又靠画画生活，画和我们有不解的缘分。我们都喜欢大自然，喜欢单纯，喜欢诗。由於画，我们得以亲近这些，这也是一种幸运，我们感激命运。
  亚：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後，您在香港与您的夫人浦小雨老师还办过一个画展?
  高：一九九三年我们来到香港，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中国梦”画展，是想用画笔表达反抗专制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
  亚：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和浦老师现在的创作和研究情况，
  高：谈不上创作和研究，拼搏求存，自食其力而已。
  亚：不少人知道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您还写过不少小说，有的作品还传到了国外。
  高：写小说是偶一为之，数量很少。不提也罢。不同鳄鱼妥协
  亚：去年《中时周刊》发表了您的同行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关於中国当代政治的对话录摘要，对此您的意见如何?
  高：他们的对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态：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邓小平和中共现行的改革路线。无非是在共产党继续掌权的前景看好的情况下，为邓梭的自己作准备。现在许多人都在这样做，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按学术讨论的规范去与之争论，是没有多大煮义的。刘卓、胡子、刘宾雁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都写得很中肯，道理十分明显，李刘不会不懂。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学理上。讨论难以为继，不是偶然的。
  亚：记得李泽厚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批评过您，对此您有什么煮见?
  高：除了李泽厚，刘再复在回答《中时周刊》的采访时也批评我“稍嫌激端”。我对刘再复的批评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批评我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我不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我觉得在学术上或者其他方面各人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李泽厚在《时报周刊》上发表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一文中指名道姓说我“过激”时，我还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