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在这以前还有一次，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李泽厚在《文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香港答客问”。文中有这么一句：“高尔泰说象刘晓波那样的人越多越好。”是以提问者的名义说的。那时正是“六四”镇压刚过，刘晓波被捕以梭。朋友们看到李的文章，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有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此句“用心极深”。这年九月我被捕後，警察果然问到李泽厚在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问题，问我说过没有，我说说过。我曾经是刘晓波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当时我同意通过他的论文，并在答辩会上称赞刘晓波善於思考，说过象他那样的人越多越好的话。李泽厚在六四刚过的时候，在弥漫全国的大恐怖气氛中，在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前提之下公开重提我的那些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亚：提起李泽厚先生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这篇文章，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点。其一是认为“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如果取消了中共现政府和一党制，那么就是“凶多吉少，无序混沌，天下大乱”。其二是反对“革命”、激进，主张“改良”。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高：这是一股思潮。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把这种观点甚至推论到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抗日战争也更好。因为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之下，中国可能有经济上的繁荣。是否值得牺牲人的尊严与自由来换取经济繁荣，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其它问题就很难讨论。例如，没有社会正义的长期稳定所带来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个问题就很雄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代价。再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天下大乱，这毕竟是假设，假设并非事实，它本身需要论证，不能作为立论的前提。所以现在要讨论问題是很困难的，纠缠不清。
  亚：对有些人批评您“偏激”，您有什么想法?
  高：我不是民运人士，更不是职业政治家，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我有权只关心道义而无须以“策略”的名义发言。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对我来说，妥协是一种痛苦。有人不以为苦，或者认为享受这种痛苦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政治家的素质，我很佩服。我知道在他们之中，不乏忧国忧民、雄才大略的人物，并不都是想在将来分一杯羹的角色。但我不在他们之中，我没有能力在“道”与“术”之间保持平衡，我与“术”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天性，改不了的。所以我成不了政治家，在被鳄鱼咬住的时候，我只想逃脱，逃脱以後，既然没有能力消灭鳄鱼，就只想别再被鳄鱼逮到。绝不会想到要同鳄鱼妥协，对话、和解、合作，或者寄希望於第二代、第三代鳄鱼改变吃人的基因。更不会以这个假设为理由，要人们放弃反抗的权利。个人心情如此，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谓。
  亚：您说您对佛学有一种亲近感，我不知道您说的佛学之内容是否包括佛教中的慈悲和宽容精神。如果是包括的，那么，这与您在上面说的不妥协精神又如何得以平衡?
  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渺小、短暂的个人对於永恒、无限的东西的敬畏之情，同他对於此时此地切身体验到的欺凌、侮辱的强烈反应，并不互相矛盾。我不是佛教徒。我对佛学存亲近感主要是因为它在一切宗教理论中最富於哲学意味和最近乎美学。共产党本性不会改变
  亚：对於中国大陆的当前局势以及邓小平以後的政治局面，您有什么见解?
  高：我认为共产党的高官和他们的子弟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权力”是他们的原则，崇拜权力是他们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使他们不同於宗教。宗教是权力为信仰而存在，共产党则是信仰为权力而存在。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改变信仰，可以是共产主义，可以是民族主义，也可以打出民主旗号。无论什么旗号，他们控制操纵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为他们贡献一切直至牺牲生命的这一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否则他们早就引咎下台了。所谓党内改革派，有些是他们中间较有远见的人物，有些是在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由各种偶然原因而站正了队。这两种人现在很难区别。总之他们不管走得多远，即使走到叶利钦那么远，也还是本性难移。车臣的屠杀，就是证明。
  亚：您在这里似乎讲了您的政治哲学的一般见解，您是否能够具体地说一说对当前国内具体的政治变动，比如北京领导层的变动，当局进行的反贪污斗争的看法?
  高：中共中央那些人和各级贪污份子原同属於同一利益共同体，所谓反贪污首先是由於他们内部斗争的需要，也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形式。同时他们也只有牺牲一部分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牺牲谁，保存谁，领导人的变动都是黑箱作业，局外人很难预测。
  亚：您刚才说到您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我知道您对国内和海外的民运还是关心的。对於海外民运当前的情势，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希望，我祝愿海外民运能够迅速整合，汇为洪流，成为能左右国内政治的强大力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么。
  亚：水穷而云起，好象是您的生命的经历的一个写照，谢谢您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体验告诉大家。
  
  怀高尔泰
  邵燕样
  翻开林贤治、章德宁主编的((--0 0三：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见选了高尔泰散文二篇，读其文如见故人。作者简介说他在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知道走出那个大学校园，附近沙碛显得旷远而荒凉，天倒会是澄净地蓝着，置身其间，或有瞬间仿佛回归敦煌否T
  不久以前，读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就总是想起高尔泰。若不是一九五八年抽调到兰州布置迎接“十年大庆”的“建设成就”展厅，说不定他也已在那个因死人太多而闻名的劳改农场成为饿殍。尽管是劳役、饥饿和屈辱的日子里，他还以蝇头小字在碎纸片上写了《人论》，藏进鞋底。后来他还曾写过一些关于人的解放和美的追求的文章，却都在“文革”中成为罪证抄走，失落了。
  一九八。年代后期我见到他时，《美是自由的象征》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一字一字重新写出的吧。
  一九九二年夏我去西藏，归途经成都勾留，探问去他任教的那所大学路怎么走，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不免惘然。
  九十年代，友人辗转带来一幅他手绘的《达摩面壁图》，上面题诗一首：我来欲问小乘禅，惭愧尘埃未了缘。年年碰撞前后壁，西西弗斯上下山。山无愚公终不移，海有精卫填亦难。为问诗人今何如，只将翰墨报平安。
  图上钤有“尔泰合什”的印章。我面对此图沉吟良久。我想，这一是对我的呼应，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抄过几首杂诗给他，其中就有“垂垂老矣吴刚斧，西西弗斯上下山”之句；--N我以为这当是他在南加州西来寺作壁画时的轻车熟路。这回细读了他《敦煌四题》中的几句话，我才似乎更懂了他的深意。
  在《面壁记》一题中，写到“文革”时分配他“持箕帚”打扫洞子，时时有些感悟，“所以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我在里头，毕竟是劳动改造。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鬼魂，互相咬啮撕扯。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
  然而我在《寂寂三清宮》文中，又读到他静极思动心底的波澜：“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他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他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于是他又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写起来，自知像是玩火，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尔泰这里写的是四十年前的心境，这些文字写出至今，大约又有五六年了。不知他此时此刻心情怎样，我只能对他说，我还像当年那样幼稚，那样浅，但对他的怀念是真诚的，深深的。
自由鸟永不老去
  十年砍柴
  一口气读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掩卷沉思良久。眼前似乎站着一个执拗倔犟的老头，js邋遇遇，沾满油彩的衣服遮不住一种拒绝媚俗和奴化的气质。算一算，高尔泰今天已是望七之年了，叫一声“老头”不为过。可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和“老”毫无关系，这期的《读书》上有介绍他的一篇文章《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是的，他还是个赤诚的孩子，无论年齿多大，向往自然与自由的天性不改，动荡、孤苦与劳役没有改变他自由的灵魂。
  在那篇回忆少年生活的《时来运转》中，高尔太回忆自己逃避学校乏味的教学，一个人跑到校外的荆麟丛中，用茅草搭一个鸟窝，藏进去自由自在地看书。
  “躲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