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他说都是些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包括老韩，也说我没有礼貌，太放肆。好友蹇长春，闻之大发雷霆，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让辛老在贵客面前，下不了台。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把你打发了    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
  每天傍晚，他都要到校园里散步。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三年以后，八七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斗大的字，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
  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原载《读书》杂志2005年第6期附录：谁令骑马客京华
  高尔泰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  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陝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陕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    ”，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漢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么)。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五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癮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橫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衹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入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丁。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凹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己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宮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宮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