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么?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么，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橫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书生夹策成何事钢筋铁骨风云后飘摇万里度龙沙。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么，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原载《今天》2005年4期春季号总7l期陈迹飘零读故宫高尔泰
  《清代野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多记咸、同、光、宣四朝轶事。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我大概是不会看它的。但是开篇有益。灯下阅读，掩卷支枕，却也有许多启发和心得。
  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丁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
  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为其后的“扬／、I"1十曰”和“嘉定三層”，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是分散的、内耗的，因而是易于各个击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崇拜宝座的心理，以及汉人的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也为任何胜利了的征服者，准备了称王称霸的温床。
  在这个温床上，强悍精明的满人由于舒适和安全感而松懈了，曰益弱化和腐化，曰益严重地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起初宮廷还查禁贪污，但由于各级官员都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也由于宮廷本身是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大本营，这种查禁既不力也无效。后来连皇帝自己也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以图享乐了。《清代野记》记载之皇太后修三海，即其一例：
  慈禧……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投效捐，宝银七干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宮眷贵等居之。……每曰园用两干金也。……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何致大败!”
  这种事。不过是中国皇帝的家常便饭罢了。满人入境随俗，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也是“民族同化”的一种形式吗?
  不过在以前，只有皇帝能这样，官员们则不可。远古“天锡禹洪范九畴”就宣称，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如果有之，知道了是要查处的。清代的统治集团，由于都是旗人，面对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得不谋求内部的团结一致，大臣们的事，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内讧的需要，一般并不查处。一旦查处，就会透露出惊人的内幕。例如军机大臣和当政二十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超过乾隆时期国家军费的十倍。和垮台后，这笔财富交回国库，也就是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中国的所谓国库，实际上等于是皇帝的私产。历来如此，清代尤甚。慈禧之挪用军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州县取媚督抚，督抚勾结京官，京官“迎合上意”，邀权固宠，媚上压下，“侵欺国帑刻剥小民”。州县有干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如此“高下其手”的普遍腐败，纵使皇帝想要控制，其可得乎!
  由于是凭身份，而不是凭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工作效率对官员们个人的地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可以不必操劳，更不必创造价值，只要发号传令(维持效能)和坐享其成就是了。国库的豢养，使得这批人越来越懒，越来越依靠和只能依靠公文程序进行管理，以致越来越可以抽出手来搜刮民脂民膏。民脂民膏的积累使得他们越来越肥，越来越离不开快马轻车、锦衣玉食和华堂轻裘。于是乎随着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他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了。
  《清代野记》卷十记载：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于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又云：
  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