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汪精卫

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当然，有许多事业上的，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平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金雄白只说："就是《停刊辞》上的那些话。"
    《停刊辞》上的话，有几句的弦外余音，耐人寻味，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国家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大动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报》停刊之前，到达浙东淳安；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而《平报》迟不停，早不停，恰于此时停刊，其中定有关联，已决定采取行动，要求金雄白解释解释得不够圆满，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
    得到这个消息，金雄白又惊又喜；但亦不无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溽暑之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有必要吗？如说指挥策应，仅有电台可用；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于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两名佣人以外，其余是顾嘉棠、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遥为指挥，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果然有段内幕。
    民国34年夏天，财政部决定调整"黄金储蓄券"的价格。原定的办法是，存入法币两万元，期满取黄金一两；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两三万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但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消息灵通；或者脑筋灵活，仍旧大发利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垂询一事；谈完了，部长问道："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经理随口回答。
    "你查一查，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
    "是、是！"
    挂断电话，这潘经理心想，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销"美金储蓄券"，唯恐销行不尽；何以对"黄金储蓄券"竟似不愿多销？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法币日益贬值，倒不知收买"黄金储蓄券"保值为妙。
    这样一盘算，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将分销各处的"黄金储蓄券"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特行报备。"没有几天，财政部正式公告，调整黄金储券价格。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发了一笔大财。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这天周末中午餐会，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仆人密语，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500两，转眼之间，可净赚黄金170两。
    170两黄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财政部的公告一发布；那就像赌场里开了一宝大冷门一样，顿时轰动；而且很快地谣诼纷传，说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获暴利。佐证是：一向销路不太好的黄金储蓄券，在上星期六，销数突然到达一个高峰。这一下惊动了监察委员，立即展开调查；杜月笙所开的那张一千万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监察院公布了纠举书，指摘财政部此次办理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一万元，事先泄漏机密，以致加价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黄金储蓄券销数，突然大增；个中必有弊窦，显而易见。同时列举加价之前一二日内，大量购券人的九名商号，"杜镛"二字，赫然在列。
    这自然是报纸的头条新闻；而由于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内，更惹人注目，一时茶余酒后的闲谈，莫不以此为话题。杜月笙是名誉心极重的人，身经这种尴尬而又窝囊的丑闻，真如佛头着粪，万般无奈；精神上的抑郁沮丧，为"八一三"以来所未有。
    当然，监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问；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处，着手侦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将来起诉，势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里在想，到那时消息传开来，上海滩上传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胜利以后，还有什么脸回上海？因而忧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这件事不能托人情，一托人情便见得自己情虚；同时也不能向友好解释，一解释揭穿真相，便等于出卖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这种江湖上视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结果是，他自己绝口不提；至亲好友亦讳莫如深，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僵局，而就在传闻侦查终结，即将提起公诉，杜月笙自忖黄鳝修行，化到龙身，而终恐不免又堕泥涂之际，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时正是小矶内阁垮台以后不久。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来通知杜月笙，委员长召见。如其晋见回来，杜月笙的神平安静了；但对蒋委员长跟他说了些什么，一字不提。不过，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亲自送来一本密码；这表示杜月笙将有远行，而此行的任务，是可以用这本密码直接报告蒋委员长的。
    那么是到哪里去呢？有人问他，杜月笙摇头不答。但根据各种迹象，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作东南之行；而任务是在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为什么推断是策应盟军呢？因为一年以前，在麦帅总部情报部门工作的昆丁罗斯福少校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在美国曾通过"钨沙大王"李国钦的关系，请杜月笙的一个在美留学的儿子杜维新，出信介绍昆丁罗斯福给他父亲。
    在重庆见面以后，昆丁罗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国政府的委任，负责在上海地区策应盟军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谢绝了，但答应以盟友的立场，提供情报上的相互便利。当然，这番说法，是征得戴雨农同意的。因为有此一段往事，衡诸当前局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对杜月笙东南之行的任务，有这样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有些人不说，此为出于戴雨农的策动，这个猜测也是正确的，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戴雨农请示蒋委员长召见杜月笙，别有深意。
    原来戴雨农与杜月笙缔交以后，在为国宣劳方面，始终合作无间；但在私交上却曾有过波折。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让戴雨农经手，彼此耿耿于怀，戴雨农觉得杜月笙不够朋友；而杜月笙也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不让戴雨农经手，总是伤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总要为戴雨农好好帮个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帮戴雨农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说要帮忙，个个要帮，那怕穷乡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个村妇，说不定对他的一桩重要任务，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要人帮忙，谁也帮不上忙。但终于有一次，杜月笙帮了他一个大忙。
    事起于一个有"财神"之号的显要，与戴雨农发生了严重的误会，有解职听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运，看准了"财神"是忠厚长者，事虽凶险，却不难化解；于是一方面安慰戴雨农，表示要在他身上"掼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运用灵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逻辑的说服力，从中斡旋，结果不但使得误会涣然冰释，而且为戴雨农挣得一个十足的面子。
    这一来便轮到戴雨农觉得欠杜月笙的这个情，非报不可。这一回出了这么一件窝囊事，戴雨农将心比心，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也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要怎么样才能使得杜月笙心里不觉得委屈的问题。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在领袖面前，从容进言：大局到了紧要关头，盟军一旦在东南登陆，国军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会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动员，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号召。不过最近他有无妄之灾，心情不好，加以天气又热，他的健康状况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劲来；如果委员长能召见，当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图报，卖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没有人一生处顺境；但也没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减乘除的道理，行有余力，多加多乘；遇到该减当除之际，自会有所弥补。若说"杜月笙吃官司"这句话是奇耻大辱，那么"委员长召见"就是无上光荣；最要紧的是"委员长召见"，正当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将成定局时，这就表示蒋委员长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见而赋予为国效劳的任务，便等于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处置，无足介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