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林彪

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
   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
   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
   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
   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
   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
   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
   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
   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
   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
   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
   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
   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
   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
   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
   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
   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
   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
   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
   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
   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
   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
   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
   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
   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
   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
   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
   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
   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
   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
   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
   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
   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
   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
   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
   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
   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
   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
   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
   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
   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
   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
   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
   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
   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
   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
   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
   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
   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
   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
   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
   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
   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
   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
   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
   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
   ？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
   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
   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
   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
   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
   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
   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
   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
   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
   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
   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
   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
   …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
   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
   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
   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
   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
   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
   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