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近几十年以来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多或少都和美国有所关联。以美国为主线来分析国际格局，问题能说得更清楚明了一些，所以后面很大一部分内容都会与其有关。
    “资本兔子”定律
    打个比方，有一只叫“资本”的兔子，这只兔子胃口超好，有多少草一次都能吃进去，而且生长迅速，理论上说没有极限，越吃个头越大，而个头越大，就需要吃越多的草，然而，现实中这个世界上的草地是有限的，而同时“资本兔子”则不止一只……
    而我们后面所要说的话题，或者说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众多事件，正是围绕着上面的那个比方来展开的。
    七年战争与体制优势
    要说美国，需要先从英国说起。这两个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传承性，通俗地说：美国是英国的“私生子”。现今美国决策层的行事方式，有很多地方和当初的英国如出一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同样也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英国做世界霸主的时代，经济、政治的运行模式与现在相比要简单得多，但其内核与现在是一样的，先搞清楚它，我们后面的话题就可以简单化了。
    回到近代早期的欧洲，打仗和争霸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各国之间征伐不断，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战术、谋略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以弱胜强只是特例，以强胜弱才是战争的常态。而所谓实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双方财力的对比，要赢得战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钱”，不但数目要大，而且必须能在短时间内筹集起来。那个时代的欧洲君主们，每天想得最多的事情，恐怕就是钱的问题。
    英国自然也不例外。在百年战争以后，英国的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法国境内占据的地盘悉数丢失，英国王室就此打消了称霸欧洲大陆的念头，转而向海洋发展，其大陆战略则转为制衡，即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始终使得欧洲大陆无法出现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霸主。到了亨利八世时代，好大喜功的国王要“重振祖先的雄风”，于是先后几次远征欧洲大陆，战争费用骤然猛增——结果最后还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的军费，亨利八世被迫出售了刚刚从修道院手里没收来的庞大教产，而正是由于亨利八世轻易地用去了这笔财富，英国王室失去了一个建立绝对权力的机会，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王权的力度是有限的，而这又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始于英国埋下了伏笔——历史规律就是如此，新体制往往会诞生于旧体制最薄弱的地方。
    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两位英国国王在财政上同样是入不敷出，为了增加税收以及赖账，国王和议会——也就是资本家们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在1640年以后演化成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到了1642年，这场政治斗争最后演变成了资本家们对国王的货真价实的“斩首行动”。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拉锯式的斗争之后，资本家们和国王之间终于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中妥协了——英国由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王权受到了来自议会的制衡。这里加一句题外话，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无论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其创立初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封建王权，而不是出于其他考虑。具体一点说，在当时对王权最重要的一条限制就是国王也不能赖账，借了钱是必须要还的，后面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一条如此重要。
    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公共借贷制度，也就是公债发行制度，具体操作由“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日后的英格兰银行负责。中间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去赘述，总之由于王权受到了制衡，因此不存在什么力量可以凌驾于信用体系之上，这就保证了英国政府所发行的公债的信誉——最起码你不用担心花钱买了政府的债券，转过头来发行者不认账了，专业一点说，这就是“低风险”。
    对国家而言，公债的存在使得政府在税收以外又有了另一个财政来源，这个来源比税收要广得多，可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还可以来自于国外。而且买公债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行为，无论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对此肯定不会有什么抵触情绪，这点比收税要强得多。到19世纪初，有人估算欧洲发行的全部公债约合380亿～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换句话说，英国是拿着大半个欧洲的钱在和对手打仗，这种体制上的优势是当时法国、西班牙等这些大老粗式的对手所无法匹敌的。荷兰的资本主义搞得比英国还要早，同样也拥有这样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但它的经济总量太小，除了金融以外，主要的实体经济就是在海上跑跑运输。军事实力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强——在中国遇到郑成功时就露了一次原形。相比之下，英国拥有更广泛的手工业生产基础，军事实力与荷兰相比更加强悍，遇到这样一个身大力不亏的竞争对手，荷兰很自然就回到弱者的地位了。
    拿英国的老对手，也是欧洲大陆霸权的主要争夺者法国来说。对比英王，法国国王在国内要强势得多，特别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其中也包括赖账的权力，于是国王屡屡失信于民，赖掉了巨额的债务——没有体制约束的权力不被所有者滥用是很难的，出现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具有极强自制力的封建君主，对历史而言只是小概率事件。官方几次三番地赖账，严重破坏了法国公债的信誉基础，对比英国，法国政府通过债券吸纳资金的能力就要弱得多，这就迫使法国财政更加依赖于税收。而过重的税负，除了会破坏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这种财政实力上的差距，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对比封建专制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差距最终决定了后世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胜负。
    七年战争的失败，使得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不但没有如愿从英国人那里拿到欧洲的霸权以及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反而被迫割让了整个加拿大，同时也耗光了国库，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而由于海外殖民地数量太少，国内矛盾缺少转移的空间，法国的内政问题由此积重难返，最终在26年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惨烈的大革命，而那时又恰好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使得法国和英国在工业时代的竞争中又晚了一步，这恐怕也算是一种“马太效应”吧。当然英国人也不是没有损失，英国政府将战争费用通过税收、倾销等方式转嫁到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头上，为它化解了战后国内可能出现的问题。但这并非是无代价的，最终在13年后的1775年4月18日，不堪重负的殖民地居民开始奋起反抗，北美独立战争就此爆发，并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国。
    “资本兔子”定律
    接着来说英国的公债。仅仅靠守信的话，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还是没法吸引人们去购买，这里还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回报，而且必须是高回报。英国政府所做的，其实和现在的企业没什么本质区别，简单描述就是：发行债券或者股票→融资→投入项目运作→获得收益→割取部分收益用于分红→债券信用上升、股价上涨→发行新债（新股）→更大规模地融资→上更大的项目。遵循这样一个正循环，一个企业便开始“做大做强”了。这个循环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项目运作→获得收益”。具体到近代，对于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那家“企业”来说，它在当时的“项目”就是从当地人民或是其他列强手里夺取殖民地，然后作为资本家工厂的原料产地及产品倾销市场。而它的“投资者”则包括王室、贵族、资本家、平民百姓以及大量的国外投资人。在英国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黑奴贸易、鸦片贸易等种种勾当中，所有的“投资者”都分到了一份“红利”。
    英国公债的正循环系统
    英国的公债发行有力支撑了英国政府的殖民扩张战争，同时通过战争获得殖民地为资本扩张开拓空间也是保持政府信誉的关键环节。
    资本家从殖民地以极低成本获得原料，投入生产，再把产品倾销回殖民地，获得利润。资本规模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于是资本家和政府合伙去抢更多的殖民地回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公司的殖民地“生意”（经济）越做越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套用证券交易中的说法，这就是在“多杀多”。这样一来，荷兰、西班牙、法国……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被英国人打翻在地。英国开始海外殖民扩张的时间其实比欧洲其他国家要晚很多，但制度上的优势让英国后来居上，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基于这些资本，英国又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到了工业时代，由此在生产上进一步得到了优势。
    用政治经济学里的话来说，这里面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的扩张性”，不过要是这么写的话估计大家就没兴趣往下看了，所以这里我们要换个说法。打个比方，有一种叫做“资本”的兔子（这里我们先不去考虑生物学方面的合理性），对比以前的品种，这种兔子胃口超好，有多少草一次都能吃进去，而且生长迅速，理论上说没有极限，越吃个头越大，个头越大，就需要吃越多的草……
    最开始的时候，“资本”兔子肯定会先对窝边的草下口，因为这样最省事，但是窝边草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吃光了的话会危及兔子自身的安全，于是兔子就开始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找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