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两份计划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是：英国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一种国际多边清算体系，稀释美国由于大量资本流入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分享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持战前美欧双核心的局面。而美国则自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美英之间激烈的争吵从194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最终，问题在谈判桌之外，以一种原始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了——美军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关系到西欧各国的生存问题，因为在美军的背后，是美国庞大的工业规模和经济实力，最终迫使英国放弃了“凯恩斯计划”而接受美国的方案。同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由四十四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正式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规定：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立“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就必须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美国正式登上了“宇宙之巅”。
    从货币霸权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手中“移交”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然而隐患也随之埋下——首先，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的情况下，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身份不被滥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当时西方阵营各国的货币都死盯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各国；除此之外，在1943年至1944年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和浮动汇率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铁幕降临
    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通俗地说，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苏联人，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西欧在战后已经彻底衰败，美国要接手他们的势力范围，这自然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苏联如前所言，对美国具有双重威胁，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更是争夺全球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反过来，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对外战略决策同样也是这样的两部分。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楚汉之争倒是有着几分神似——如果剥去表象看本质，历史其实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捷足者得之，仅此而已。秦帝国崩溃之后，起事的各路诸侯先是分食秦的遗产，然后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在一番混战之后，一方获胜，天下重新统一。
    美苏之间的争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例。起初为了减少消耗，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一拖再拖，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苏军立刻出兵东北，甚至来不及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一份协议。因为这时候日本投降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苏联必须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地方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早些时候，美国迟迟不肯开辟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苏美都要抢地盘，但又都想尽量避免自身实力的损耗。
    杜鲁门接任总统伊始，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从战后的历史发展看，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应该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基本形成。巴顿将军曾多次对苏联大放厥词，要“进攻苏联”，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只不过，罗斯福总统时期所执行的对苏“怀柔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这些言论给巴顿招来了麻烦。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
    1946年3月，卸任后的丘吉尔应杜鲁门的邀请来访，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反苏反共演说——也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一举动，可以看做是美、英两国决策层对国内舆论的一次试探。演说内容被公布以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很多政府官员也纷纷表示不同看法。杜鲁门由此感觉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按照外交常识，这么敏感的内容，在事前美方不知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民众的这种反应，一方面是源自老百姓最淳朴的感情——就在几年前，两国人民还在并肩抵抗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美国民众对苏共、对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的认同。在美国处于大萧条的时候，苏联正在热火朝天地搞五年计划建设，工人阶级获得了最大限度上的平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苏维埃政府提供保障，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苏联还从美国大量招聘技术工人，当时苏联使领馆门前常常会有美国人排起长队，等待办理签证。在这种背景下，众多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左翼人士，《国际歌》成了流行歌曲，某些州的左翼政治力量甚至提出过要从美国独立，搞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罗斯福新政其实可以看做是当时思想界总体“向左转”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一个顺势而为的举动。
    在思想界越来越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同时，为了满足战争的消耗，战时美国的工业体系规模越发膨胀。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随即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战后一年的时间里，全美共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官方掀起了一场反共政治运动，现在美国的舆论动辄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等同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美国，上上下下都在“狠批共产主义一闪念”。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到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都要过筛子的程度。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女孩要为商店当广告模特，结果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而在1950年美国人口一共才1.5亿。在当时，教社会科学的老师要是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因为沾上了“红色”，也被迫更改了队名，连参加美国小姐选拔的候选人都必须先陈述她们对马克思的看法。
    到此还没完，这场运动的真正高潮在1950年到1954年。在1950年2月12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国务院”的演说。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麦卡锡参议员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一时间，美国国内上下都开始抓“叛徒”、抓“特务”。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紧接着在次年，“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核研究中心的代号）的科技人员挨个接受调查，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成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双双送上电椅处决了。这些被迫害的科学家中，对我们而言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钱学森，近期上映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对此就有详细的描写。不单是钱学森，当时众多中国学者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如电视剧里所反映的那样，这里的迫害可不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和精神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