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对比“北约国”，“华约国”更像是一个共和制国家。
    这种严密的组织体制可以说比较严重地损害了东欧各国的国家主权及党组织的独立性，但放到东西方对抗的大格局下来看，这种体制也确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华约内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经互会其实是一个跨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要搞得好，要求各经济部门之间要高度协调、令出一门，如果要跨国家搞计划经济，那体系内的国家适当淡化主权、统一步调是必需的。华约的问题不在于把组织搞严密了，而是出在苏联的沙文主义思维上。但总体来说，正是这种高度严密的组织模式，使得华约在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人口等经济指标都不及西方世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调动起比西方更多的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约能够在战略上压着西方阵营，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体制优势。
    黄金与美元挂钩给美国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让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钻了体制的空子，从“北约国”内部的生产者蜕变成了和“中央政权”美国一样的食利者。美元和黄金是绑定的，美国在当时虽然也会偷偷地多印一些钞票出来，但程度和现在比根本不值一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元总额是一个有限值，因此英法等国可以在局部造成对美元的垄断，凭借手里的美元，英法可以在别国制造急剧的通缩或通胀，使得实物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然后通过炒作获利，这其实就等于是抢了美国人的“生意”。不仅如此，法国人和英国人还以这种方式大肆套购美联储的黄金，美国在1971年之前的几次经济危机中黄金大量外流便是由这种行为造成的，这等于是“北约国”内部“地方”从“中央”手里夺权。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等国的实体经济开始迅速萎缩，金融成了国民经济的最大头——其实就是美国模式的微缩版本。这里面德国是一个例外，始终在老老实实搞生产，金融炒作玩得不多，即便玩也是偷偷摸摸通过英法等国做“二传手”，原因很简单，大量美军驻扎在它的国土上，使它不敢像英法那么“放肆”。
    在美国人的眼里，它的欧洲盟友一面享受着自己所给予的国防上的保护，另一面却不顾生产，不给自己上供，反而和美国一样做起了“不劳而获”的营生，还要让自己替大伙去四处搜罗新的负责生产实物产品的国家（譬如日本）给大伙剥削。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从这个角度看，到了1971年以后，由美国人所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的确维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层主观上恐怕也有想顺水推舟的考虑。之前英法等西欧国家能够变相分得部分发钞权是源自美元与黄金的绑定，如今美元与黄金脱钩了，美国印美元不再受实物黄金保有量限制，美元总额不再是一个有限值，英法再想在局部形成对美元的垄断也就做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经济损失惨重。这就相当于在“北约国”内部，“中央政府”美国从“地方政府”收回了发钞权，开始搞中央集权了。
    当然，事情并非仅仅是美元与黄金脱钩那么简单，如前所说，中央政府要实现集权，必然要依赖于中央与地方财力上的此消彼长。具体到“北约国”，主要靠的是“此消”。首先是石油危机，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而在当时，通过份额油以及其他形式，美国却能以相对很低的价格继续从欧佩克得到石油。例如在1972年，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价格是12美元/桶，而同一时期国际市场上，油价已从之前的8美元/桶飙升至42～49美元/桶，故欧洲、日本所受的冲击远胜于美国。
    其次是美国成功逼迫“盟国”货币在短时间内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在打击日欧等国经济的同时，还促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逼迫日元升值——威胁对日本纺织品搞出口配额，同时频频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接触，声称要扶植这些国家地区，分流走日本的市场份额，而日本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狭小，只能就范；在从日本身上打开缺口之后，紧随其后的是制造业大国德国，美国声称美军将撤出西德——不升值的话您老就自己扛着苏联人吧，德国马克于是开始对美元大幅升值；在德国被拿下后，西欧各国一个接一个地被拿来修理，西欧大多数货币对美元都普遍升值。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执政时期，“北约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算是理顺了，西方世界的资源通过前面章节提到的那个“金字塔”结构一层一层集中到了“中央政权”，然后由美国人“统一调配”和华约搞对抗。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经济总量、土地总量、人口总量等方面的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至此，美苏之间的攻守之势在20世纪80年代互调了位置，形成了美国在战略上进攻的态势。1981年苏联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代号“西方81”，当时这让西欧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究其根源，这其实是苏联在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出现劣势的时候不得已的举措，是在以攻为守。而从各国的内政来说，也正是由于这次国际大环境下攻守之势异位，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国内部的政治生态普遍开始由偏左倒向了偏右。
    最终，美国挺了下来，苏联垮了，美国赢得了冷战。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看，这个结果能说明的其实只是西方世界的经济总量大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底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奠定了的，单凭这个说明不了太多东西。毕竟从历史上看，游牧的匈奴人、蒙古人征服乃至毁灭文明程度更高的农耕文明并非是什么新鲜事。
    社会结构与左右之分
    涉及政治话题，关于左、右的问题是肯定跑不掉的。可偏偏就是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很容易就把人搞晕了，因为左和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多人都曾和笔者说过，感觉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外正好是反着来的。索性，在这里我们自己制定一个标准。
    人类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一直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上层——过去是君主，现在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工商时代的资本家、知识分子，下层——普通人民。需要注意，这里我们说的是“中层”，而不是“中产”。
    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直接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中层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其性质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回到左、右的问题上来。由于社会构成存在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且他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不妨这样定义：“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从中短期来看，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层。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从中国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来看，历朝历代其实就是一个左右不断交替的过程。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地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就是王朝的鼎盛时期，历史上一个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或者说是“向左转”的过程。鼎盛时期过去之后，左、右两种趋势开始趋于平衡，王朝进入一个稳定期。再往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和财富都开始向中层集中，这个时候就开始“往右转”了。而在当时，社会缺乏自我调节机制，于是右开始变成极右——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须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最终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由精英构成的中层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地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而从封建王朝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段历史体现的则是历史总体向左的长期趋势。其中最大的进步，并非是结束了君权时代——1912年溥仪就退位了，也并非是结束了蒋氏势力在大陆的统治，而是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从这开始，民意开始对社会运转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从那个大趋势讲，这应该看成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才对，那种动辄张嘴就是“民意的狂欢”的言论，其实才是历史的反动。
    话说比较优势
    话题从一个概念开始说起——“成本”。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这句话来自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