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在日本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不断地丢城失地（当然这里面也有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因素），大批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更多的人则是人心惶惶，议论着即将来收购自己公司的日本新老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做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公开骂日本人是“可耻的剽窃者”，高呼“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那一时期西方国家不少文艺作品里都有嘲讽日本人的桥段——就像早先时候嘲讽犹太人那样。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夫妻市长》，里面的日本人具备了西方人眼中所有的关键词——剽窃、诈骗、偷窃等等，但是路易·德·菲奈斯扮演的市长兼资本家还得把他们奉为上宾，因为日本人有钱（购买力）。当时欧美国家看待日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非常不甘心，但还非常无奈，如今他们看待中国同样还是这种心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雁型阵列
    对日本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与1930年至1945年的历史是极为神似的。
    在20世纪的80年代，日本是东亚地区当之无愧的“经济发动机”。当时日本成功地完成了产业升级，进而开始通过输出次一级的产业，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建立起了日元经济圈，日本人称之为“雁型阵列”。
    这个“雁型阵列”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所主导的“金字塔”体系的微缩版本。在这个小号的“金字塔”里，日本占据最顶层，出资金、技术以及管理层；韩国、新加坡和港台地区处于下一层，搞出口加工，接收日本输出的产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其实和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路数；再次一级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提供人力和石油、橡胶、棕榈油这类原材料，在韩国、新加坡、港台地区开始产业升级以后，他们手中的低端制造业也被这些东南亚国家接手了。当年几乎被学者们天天提的“四小龙”、“四小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同期的中国也可以看做是“雁型阵列”中的一部分。当时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煤炭、石油、原木以及各种矿石，多数都是日本人购买的。20世纪70年代时大庆的石油产量自用尚绰绰有余，为了获得外汇，中国和日本签署了长期的石油出口合同，成了日本石油的重要进口来源地。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一跃成了石油第二大进口国，但同时还有少部分（这个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不算少）出口日本。再后来，中国又接受了“雁型阵列”里的最低端产业——主要是纺织品加工，不少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产生的。
    说到这儿有的读者兴许就会想：这个“雁型阵列”不就是鬼子的“大东亚共荣圈”嘛！仅从经济角度说的话，的确如此，连日本人自己当时都说，靠联合舰队没做到的事，如今靠商社做到了。更有趣的是，当时日本的这种经济扩张是得到美国人默许的，早在1951年签署《旧金山条约》时，美国在免除日本赔偿义务的同时，还同意日本可以把东南亚当做自己的倾销市场与资源补给地。美国的这种做法遭到了英国人的极力抵制，而且美英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深谙国际政治的英国人非常清楚，美国人这不仅是要在东亚为资本主义阵营建立一个桥头堡，更重要的是为了制衡西欧，否则美国没有必要如此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谅”日本人。
    说白了，美国的这一思路和20世纪30年代支持日本在远东搞扩张时别无二致，而这也预示了后面将是怎样的历史……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经济“虚拟化”的是实体经济的停滞不前乃至于萎缩。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工业产业固有的问题，即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阶段有资本优势，但在后续跟进阶段中无成本优势，由于像诉讼、金融之类“为存在而存在”的第三产业，使得美国社会的生活成本始终降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西德和日本制造业的步步紧逼，美国实体经济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靠钱就可以“生”钱的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旁的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吸走了大部分的资金和人才——靠炒作赚钱如果太容易了，自然不会再有资本家去把钱投入到实体经济上去，而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去选择这些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此外，金融业等“炒作经济”的获利来自于波动，波动越频繁、越剧烈，则获利越大，80年代之后美国“股灾”频发与此有莫大的关系。而各种资产及原材料价格的不稳定，又会极大地影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实力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投资人的信心，造成股市和期货市场更大更频繁的波动……对虚拟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正循环，而对实体经济而言这却是一个负循环，这个循环如果一直往复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资本实体经济会彻底枯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场协议》出炉了。美国无法把自己改得更好，但可以把别人弄得更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会是这样一个思路。1985年9月，日本和西德被迫在《广场协议》上签字，承诺日元（马克）对美元升值——在美国主导的“金字塔”里，日本和西欧是两个处于同一层级的经济体，而无论是日本还是西德，都存在国内市场狭小无法消化产能的问题，这样的布局可以让美国在和其中任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都可以以另一个作为筹码，逼迫对方进行让步。
    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直接干预日本政府的决策——两个国家原本在政治上就是不平等的。除了和日本财阀背景的政治家有利益联系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公务员系统渗透得可能更深，但是在日本，公务员体系和政治家事实上是接近于平行的两条线。譬如日本的“特别搜查部”，这是一个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部门。查处政治家腐败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有意思的是，“特搜部”1947年成立是盟军司令部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人员最初都是原美国驻日领事馆的日本雇员。再看看他们曾扳倒的几个政治巨头——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特搜部所侦破的案件中，反美政治家的比例远远大于亲美政治家，在日本国内一直传言，这个部门和美国中情局保有直接联系。
    自1985年开始直到1995年为止，日元平均每年升值约5％，最终日元对美元升值接近50％。随着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由于价格上涨在出口上的竞争力开始急剧减弱。出口受阻，那么很自然的，日本政府就需要去拉动内需。
    日本政府拉动内需，靠的是货币政策——这其实也是最近两年国内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方法。具体一点说就是松银根、降利率，鼓励大家多借钱。那么效果如何呢？很遗憾，非常糟糕。但凡有过去银行贷款经历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越有钱，越不需要借钱，那么你就越容易借到钱，甚至银行会求着借给你钱，因为银行把钱借给有钱人，连本带利收回来是有保障的；而如果你越穷，越需要钱，你反倒越借不到钱，因为银行认为把钱借给穷人是没有保障的。一句话，金融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而且是最纯粹的资本家。而资本家或者说资本最基本的本能，就是去追求低风险、高回报。
    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真正缺钱的普通人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贷款消费，给国家贡献GDP，除非你去借高利贷——日本每年被高利贷逼到自杀的大有人在。像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团伙很少打打杀杀、更不会去欺行霸市，看着非常“文明”，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放高利贷，有了这一块的暴利，根本没必要再去犯别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日的美资机构也在做着同样的营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外资机构是合法的，可一旦日本金融机构涉足此领域则是非法的，这背后缘由不言自明。
    而那些有钱有势力的集团则很轻易地就从银行拿到了钱。但富人们也不可能一天去吃30顿饭，他们不可能无限地去消费，由于出口受阻也不可能继续投资做实体经济，于是这些钱就统统地流进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和海外流入日本的游资汇合一处，把日本的资产价格“炒到了天上去”，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86年。
    所谓“炒作经济”，炒作的具体标志物是股票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一样东西一旦开始被“炒”了，它的价格和其实际应有的价格就因此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炒家们会关注他们所炒的这个标志物是否是人们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供炒作的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
    在富人们的带动下，在暴利的诱惑下，日本最终掀起了全民炒楼的狂潮——但凡有些经济实力的人都开始把钱投入到房地产中去，到1987年房价对比前一年飙升了3倍。到1988年很多投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存在泡沫，于是准备撤出投资，房价于是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随后地产商们通过连续炒作“地王”又硬生生地把房价拉了回来，这使得更多的投资人被吸引了进来，于是房价开始继续往上涨——这一幕想必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不会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