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到1990年地产泡沫破裂前夕，仅东京的地价就已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和！而那些多数的、比较穷、炒不了房的日本人看到的则是工资不涨，房价却在猛涨，大伙自然就更不敢去消费而是愿意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又进一步压缩了内需……
    到了1989年，地产泡沫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些文章里认为，是日本政府当时搞紧缩政策动作过于剧烈才引发了后面的崩盘，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过于片面的。以当时资金账目开放的政策环境，即便日本政府收紧银根，其国内的企业或基金随便在海外注册一个工具公司就可以拿到美元贷款，继续在日本国内炒楼炒股，更何况炒楼的资金还有很大一块来自国际游资，货币紧缩政策对它们没有作用。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不破的泡沫，而泡沫具体何时破裂，则取决于“庄家”。
    真正的引爆点出现于1991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国际资本开始撤离，由于短时期内大笔资金抽离，日本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苦苦挣扎了两年以后，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彻底崩盘，给银行遗留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坏账。而长期以来，日本大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都是大量交叉持股的，大家连在一块，有好事是一荣俱荣，但出问题时也肯定是一损俱损。地产泡沫破裂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也将整个日本拖进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萧条——长达15年经济停滞。
    经济上的萧条，进而导致了日本政局的动荡。1991年到2000年10年内日本换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而内阁中各省的大臣的更换更是不计其数，频繁的权力变更使得政客们甚至连办公大楼的布局都来不及熟悉就得给后任腾地方。由此导致日本政府的实权开始从政治家手里转移到了公务员手中，政客走马灯似的换，而这些从“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公务员多数出自这里）出来的公务员队伍则是稳定的，政府要还想正常运行，客观上只能倚仗他们。大家不妨看看英国的情景喜剧《是，大臣》以及续集《是，首相》，日本的政治生态与里面所反映的其实差不多，首相和大臣们许多时候其实是被公务员们所架空的。按照现在的政治架构，由政治家组成的内阁们每天所看到的议案都是由公务员们在事务次官会议上挑选出来的，剩下的则直接由公务员们去处理。这样一来，其实谁做日本首相区别都不大，真正决定政局的是主持事务次官会议的几个事务副长官。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鸠山由纪夫曾筹划建立国家战略局，名义上类似于首相的智囊团，而事实上是一个凌驾于各个省厅之上的机构。之所以要这么搞，就是为了从公务员手中重新收回权力，把他们从政治体系里剥离出去。这些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德马克同样对美元大幅升值，升值幅度也到达了近50％。但幸运的是，到1990年两德统一了，当然这可能也是西德同意马克升值的一个原因。东德并入了西德，给后者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德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由此大幅下降，同时德国的内需市场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这些都极大地抵消了出口受阻所带来的损失。
    此外，德国人应对马克升值，着眼点并非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德国政府称之为“平衡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原西德较富裕的州要向原东德经济落后的州做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各个地区缩小贫富差距，让大家可以得到均衡发展，如此内需也就有了。德国在当时能顺利消化掉东德，使之成为自己应对货币升值的“战略纵深”，正是得益于它的平衡政策。说到底德国走的其实是“政府干预”的路子。与之对应的，被搞得哀鸿遍地的日本则恰恰是“市场主导”路线的忠实践行者，这才是二者最大的区别，而至于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日本人采取的是宽松还是紧缩政策，反倒不那么重要。
    经济中途岛
    《广场协议》可以看做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为唯一的原因，那最终推导出来的就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溯到1986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地出台了，美国IT领域一下子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和日本等国的其他行业情况不同，美国的IT业拥有垄断地位，换句话说，它不存在什么外部威胁。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己人也就没什么对手了，进行一下自由竞争，搞搞优胜劣汰对整体行业来说的确是有好处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PC市场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与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推出“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
    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则显得非常迟钝——在此之前，日本以及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手中数量较少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原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的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内地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事件”，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它的“第二次中途岛”，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电脑芯片
    在个人电脑出现时，日本表现出了莫名的迟钝，导致其丧失了新的发展机会，所以如今很难在电脑主板上发现日本芯片。
    亚洲金融风暴
    1989年1月7日（即昭和64年），天皇裕仁去世，其子明仁继位，自1月8日起日本改元为“平成”，故1991年日本经济遭遇重创通常称为“平成战败”。
    在平成战败之后，为了重启经济，日本政府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环境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如果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公共资金，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并使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
    然而，如此大量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却并不明显。从横向来看，日本的地方就那么大，人口也就一亿多，国内消费的饱和线很容易就达到了；从纵向来说，日本的产业升级最终没有做上去，制造业满足资本扩张的上升空间也并不大。而且说到底，日本经济说崛起也好，说腾飞也好，都是美国所主导的那个“金字塔”分工体系内部的事情。从日本被纳入这个体系中的那一天起，它的发展空间四周就已经被预设了“玻璃墙”——对“金字塔”中除美国以外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其实皆是如此，除非你可以打碎这个金字塔重新创建新的有利于自己的体系，否则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会止步不前。
    美国人在经济上默认甚至扶植日本崛起，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要平衡西欧的影响。这就像一个深通权术的领导一样：始终让手下保持有两个比较有能力的下属，两个人必然要相互竞争，领导因此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业绩，同时两个人相互牵制，领导又避免了被架空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根筋”的日本人一个劲地“低头拉车”，最终在1985年一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玻璃墙”上，1991年以后开始“头破血流”——“领导”扶植手下某一派系的目的在于平衡，而不是为了让他取代自己。
    大量的资金被日本政府投下去，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只剩下基础设施建设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铁、公、基”。公路旁边再修公路，铁路旁边再修铁路，至于能不能用上就不去管了——如今日本人自己常常戏言，北海道的高速公路上能见到的最多的活物是狗熊。这些资金在基建相关产业流动了一圈以后就又没地方去了，资本家们于是就又没生意做了，于是新一轮的“经济振兴”就又开始了……【2】
    这些资金你不能让资本家们一直存在手里，国内既然没地方花，就只能向国外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