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而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恰恰成为一支既有别于苏联，又“向左”而又强有力的力量。如此一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世界上就形成了两个对外“辐射”的中心——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属于“被影响”的行列。譬如在当时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左翼力量运动受中国的影响远要大于受苏联的影响。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上的问题得以缓解，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倾斜于西方，这个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势”开始由“向左”变成了“向右”，国际共运开始走下坡路，意识形态领域的辐射中心开始变成美国，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国家产生影响。此时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再要借势就比较困难了，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形成了联美制苏的局面，这主要是基于地缘，在经济上和在意识形态上，那时中国是处在“被影响”的位置。在那段所谓的“蜜月时期”，西方国家一方面提供给中国资金、技术乃至军事方面的援助，同时利用外资进入中国和双方人员交流的机会，策反中方人员，秘密培植其代理人；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继续施加压力，以对台军售为砝码要挟，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在高科技和尖端产品对华出口问题上，屡屡出尔反尔。总体来说中国那时是落了下乘。
    到1982年，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但此时苏联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他的寿命仅剩下9年，因此中苏关系缓和最终也未能重建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之后到1989年春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蜜月期”跌入了“冰期”，虽然后来为了避免中俄在西方压迫之下组成军事同盟，西方国家在1992年后和中国的关系开始解冻，但总体上中国的外部环境依然是非常困难的——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1999年两次台海危机，1999年“5·8炸馆”事件，一直到2001年4月1日还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2】
    难以逾越的“对角线”
    回过头再来看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那时，中国政府手头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归结起来是两条：就业和财政。
    先来说就业。“上山下乡”这个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78年，众多城市里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仅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在缓解就业压力。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不了足够的工作岗位给年轻人，通过知青下乡这种“极端”的手段，城市的就业压力得到了缓解，而从城市分流出来的这批年轻人是具有组织性的，所以也不存在不安定的问题，相反还将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原本闭塞的农村。后来遍布中国农村的农田小水利、小广播、农机站、乡村教员、赤脚医生这些看似不起眼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的事物，背后都有众多知青的贡献——我们在谈到“知青”话题的时候，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们对整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知青返城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但是这个幅度确实不是很大，因为返城的名额是和城市就业岗位扩容速度挂钩的，而那时的工业规模提供不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谁回谁不回的问题，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就随之产生了，人民的怨气也就出来了。基于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政府逐步地不再加以限制，于是便出现了知青返城的高峰。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多数应该都有这样的记忆——孩子返城以后，家里的居住面积不够了，于是家家盖临时的简易房。当时的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就业岗位不够，就业压力加大。原本与知青下乡对应着的，农村会选拔青年人进入城里的工厂工作，以人员交流的方式来改变农村面貌，然而随着就业压力的激增，这项政策也就随之搞不下去了。1980年以后一个关键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待业青年”。而且这些年轻人的组织性消失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治安开始出现问题，各类刑事案件发案率开始迅速上升。到1983年8月，另一个关键词也出来了——“严打”。这其实就是一个面对急症下猛药的思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决策始终围绕着“保八”来制定，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保八”这个概念就已经存在，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基于之前历史经验总结而来的——如果GDP增长低于8％，那么新增就业岗位就达不到某条红线，就业压力就有过“临界值”的可能。
    另一个摆到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财政，简单来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这里我们先简单地梳理一下：
    在1949年建国后直到1979年之前这段时期，甚至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经济增长其实并没怎么停过，中间经济上的最大一次倒退发生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投资过热和自然因素两个波峰在那时恰好发生了叠加。1969年GDP增长16.9％，到1970年经济增长达到了改革开放前的最高峰，GDP增长19.8％，当时国内是没有金融、保险这些第三产业来贡献GDP的，所以GDP的大头都是落在实物生产上的，即便说后来由于政治原因生产停顿了，可之前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凭空消失的。真正的问题是，当时经济搞得是极高积累加极低消费，是一种战备模式，GDP中占大头的是国防、重工业之类和老百姓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东西，日常消费品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会比较苦。为了在生活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在供应环节保障公平性，于是国家在货币之外又增加了各种“票”，就是要叫你有钱也不太可能得到比别人多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那时存在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从局部说这也对，但是这里要看全局，总体上来看，公平性还是相对得到保证了的。
    前面我们写到苏联时曾经说过，苏联面对经济实力总体占优势的西方阵营时就被迫搞起了低消费模式，这导致卢布的官方汇率与实际汇率严重不符。这个问题中国其实也是存在的，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底子要弱得多，且在防范苏联的同时，还要时时提防美国以及它在台湾岛上的代理人。1979年以后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大门被开启了，各种或真实或不真实的信息一股脑地涌进了中国民间，面对与西方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要维系政权的稳固就必须要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加大在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大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力度，用现在的话说差不多就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久之后经济就开始出现过热现象：政府出现严重财政赤字（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投资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市场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开始上涨，贸易逆差增大——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这个数现在看着不大，可1978年时外储不过1.67亿美元，到1980年外汇储备是-12.96亿美元，成负数了，也就是都变成外债了。
    于是从1980年开始，政策从“宽松”开始走向“从紧”：压缩基建规模；压缩科教文卫体等方面的支出；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然后在消费领域搞“重点突击”——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能力，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而结果则是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
    这之后1982年开始再次“宽松”，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而到1984年经济再次过热，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当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曾达到25％。这之后从1988年9月开始再次“从紧”——停止1800多项正在进行建设的项目，其中甚至包括海军的核潜艇项目；压缩消费，把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大幅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券的形式；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东北地区很多企业的衰败源于此处）。在一系列不当政策之下，当年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于是有一个我们记忆中的关键词出现了——“抢购风”。
    写到这，估计很多读者都该想到一个词了，那就是“过山车”——那段时期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就是在双紧和双松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跑，能在中间那个“双稳”区域里待着的时候少之又少。其实在这之前和这之后，这种大起大落都是一直存在的，1960年和1989年曾搞出两次经济“硬着陆”，一次经济影响最大，一次政治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