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前期有政治的因素，中间有微操作的因素，到1993年之后政治稳定了，操作水平也上来了，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依旧是在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跑，只是把直线条的折线弄柔和了，成曲线了。这样一看，操作和政治就都不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脱离具体事件，我们仅说一个简单的原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其外部、以长远的眼光看，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扩张的过程——经济总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在不断增大的；而从其内部、以短期的眼光看，那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体系所能得到的资源的量是一定的（注意，这里的“资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指具体的东西），将有限的资源相对均匀地分布于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生产、投资、个人消费，那么这个循环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一旦其中的某一环节占用了过多的资源，也就是出现“过热”，就意味着与此同时，其他环节正面临着资源不足，这样一来经济循环就要出问题，问题严重了就要出现“断流”。这就像一个轮子，如果各部分分布均匀，轮子就是圆的，就能滚动起来；反之，如果不均匀，轮子就会变成椭圆的或者别的奇形怪状，那样肯定就没法滚动了。
    而我们这么说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假设当资源平均于各个环节时，对各个环节而言资源都是够用的。对中国内地而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恰恰是没法满足这个“先决条件”的。1949年到1979年要面对国防方面的压力，1979年以后要尽快改善人民生活，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并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国家工业化。无论是面对这里面哪一个任务，资源平均分配以后都没法满足，说穿了就是资源总量不足，放到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下来说，就是资本不足，也可以说是流动性不足。顺便要说的是，最开始提到的就业问题，归结到最后其实也是流动性不足的一个延伸。
    1840年以来积弊百余年，国内流动性不足，而国外经互会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两个经济体系都排斥中国，所以国外流动性无法引入。任你选什么样的路线，有多高明的手段，上述这个问题都没法解决，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决策者能做的就只能是依照眼前事情的轻重缓急，暂时性地先把有限的流动性集中于某个环节，靠政府对社会高度的控制能力强行支撑一会儿。等到撑不住了，再去集中力量补其他亏欠的环节……如此一来，一条剧烈震荡的曲线就被画出来了。
    曙光浮现
    在20世纪90年代，上一节提到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依旧在“双紧”和“双松”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奔波”着。而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两件事情，为后续的改变做好了铺垫。
    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又一轮开放，中国再次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国务院作出了一项有别于之前的决策，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向国外释放过剩产能。1993年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苏联土崩瓦解，美国开始要把原来“体系外”的有价值的国家统统纳入自己所主导的“金字塔”的塔基里供自己剥削。如果换个更常用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
    坦率来说，这种国际分工说白了就是发达国家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平心而论，在那个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确实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来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但要解决眼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那段时期各个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招商引资，为此恨不得把外商当爷给供起来。但当时引入的项目，多数都是低端的出口加工企业——主要是纺织品，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而且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在一届班子任职其间就能见到效益。当然也招来为数不少的骗子，当时看上去闹哄哄、乱糟糟的一片，但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却在这一片嘈杂中开始被解决了。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除了政府操作水平提高了以外，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样一个大环境。在此以前，1979年到1993年之间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从量上看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从比例上说，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基本上还可以说是自搞一摊。这也就是说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政府无论如何“宽松”，对应的资源短时期内就是那么多——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到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同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某市建一座立交桥就能花光3年的财政预算。那时所谓的“释放流动性”只要稍稍过一点就成了单纯的印钞票，后面紧跟着就是通胀，通过加息之类的手段一“紧缩”，再后面就该“硬着陆”了。1993年以后经济体系是开放式的，有流动性从外部注入，虽然总体上说国内搞经济还是资本不足，但比之20世纪80年代要强出不少，虽然还是要在两个“对角”间来回跑，但微观上的操作余地大了。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引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
    然而在1998年，一个大号“馅饼”又重重地砸到了中国的脑袋上，这就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中国承受的压力也不小，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骤减，对比上一年1998年外贸出口额仅增长0.7％，GDP增长仅7.8％——未实现“保八”。医疗、教育、住房三块关系基础民生的领域搞产业化也是始于那个时候，最终形成了如今让老百姓咬牙切齿的“新三座大山”，而在当时，这样搞其实有“病急乱投医”的意思。但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更惨，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彻底被灭绝了，原本在“四小龙”、“四小虎”手中的制造业份额基本都被中国内地接手了，日韩两国不少产业也转移到了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引入外资的量以及外贸出口额都是在高速增长的，但放到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所占的比重其实不大，当时连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敢瞧不起你。但从1999年开始，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地向中国集中，一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流动性不足问题，至此将被永久性解决……【3】
    为什么会是中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1993年以后直到2004年前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个“搭车”模式，搭的是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这班车，而既然是“搭车”，那么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这也就是说，无论你选什么样的路线，无论你如何改造内部的分配模式、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都只能在那个时间段上出现，或许由于某些偶然因素会提前一些，但早也早不了几年。其实自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资金的途径，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并没有真的断绝过。1965年大庆油田投产以后，中国石油供应逐步有了盈余，对日本的石油出口也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还曾有过一个很有名的“玻璃蜗牛事件”，是关于引进彩电生产线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政府主动彻底断绝对外交往，那也就不会闹出这些事来。但那时是冷战高峰时期，对方恨不得把你的骨头拆下来敲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正面临国际共运的压力，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搞大规模的经济往来人家肯定是不会干的。即便忽略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美国虚拟经济大发展是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是不可能的，他不主动搞，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