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而20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美元。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美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对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放在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来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只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好理论。
    闲谈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不夸张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但凡大国，三分外交，七分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从经济的角度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产业升级。而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一个后发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其实需要国家经济保持一定的封闭性才好——需要一定的关税壁垒对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加以保护，再进一步应该在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政策倾斜，当然这不是说不要竞争了，国内企业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和老外去竞争，这也是竞争。而这种“封闭”政策和出口加工贸易的要求显然是相悖的。
    中国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这个在前文里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只简单说一句：“炒作”经济的泛滥制造出了一个资金的“黑洞”，无论你是“双紧”还是“双松”，资金都只会往虚拟经济领域跑，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市场之外的那只“看得见的手”。
    由此说，中国的产业升级、改善民生和强化中央权力，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像是一头大象的鼻子、身子和尾巴，只不过众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罢了。而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做“路线回调”——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正反两方面的，自1979年以来的种种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存在负效应是免不了的。现在低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资本过早向实体经济之外游离，某种程度上就是负效应长期积累的一种表现，那么自然就需要加以技术性的调整。上述问题是系统性的，那么调整也就应该是系统性。
    再说美国。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人而言这标志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扩张基本完毕了。由于有中国出口加工业庞大的产能作为支撑，2002年之后虽然有巨量的流动性流出，但国际市场上美元并没有贬值，美元的信用因此未受影响，美国的货币霸权保住了。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贪欲，“吹”出了一堆更大的泡沫。对中国而言，2000年入世，特别是2002年以后，巨量流动性的注入一举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应的，就业压力得到极大地缓解。但是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则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地产经济及其他“炒作经济”恶性膨胀。
    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路线回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的。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回调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中美关系的“脱钩”。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其实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是一套呈“金字塔”状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居于塔尖，以美元为介质，构建和管理这套体系；中国最初居于最底层，负责提供原材料和简单的粗加工品。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制造业全军覆没，中国得以往上进了一级，最终成为世界的“生产车间”（在完成产业升级、拥有独立的研发体系之前，还称不上是“世界工厂”）。在2005年之前，这套体系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而在2005年以后，这套体系的边际效应基本到头了，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从2008年至今，负面效应积累之后开始总爆发，到此“路线回调”就成了一个大趋势。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之前总说合则两利，但必须要搞清楚，对中国而言这个“利”到底是什么，是局部之利还是整体之利，如果仅是局部之利，却要以整体受损为代价，那这个“合”不要也罢。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作为回应，其一就是抛出了G2的概念。所谓G2，乍听上去似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利益让步，可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G2的前提是现有的中美框架基本不变，只是要把以前居于“金字塔”次一级的西方七国干的活儿也交给中国来干，美国还是继续做它的G1。这样的一个G2的提法，如果中国糊里糊涂接受了，就等于是放弃了路线回调，现在的种种负面效应就要持续累积下去，一直到最后国家无法承受进而崩盘为止，而其获益只是前面说的“局部之利”。不仅如此，接受了G2的提法，也等于是把中国放到了日、欧等国的对立面上。而且美国的这套“金字塔”体系是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塔基”的，一旦中国成了G2，就等于说是中国和美国合伙剥削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将不复存在。
    提出G2是“软”的一手，而在黄海搞军演制造紧张局势、奥巴马见达赖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等则是“硬”的一手。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这一系列“强硬”手段背后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底牌。路线回调的趋势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决策者有多大决心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心里是没底的，所以要进行测试。对外政策是国家路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一种反映，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西方世界事实上的忍让政策，也就是常说的“韬光养晦”其实是由当时的内政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加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譬如说“天安号”事件，如果在面对东北亚乱局时中方无所作为，坐视朝鲜被美韩威胁，甚至加入指责、制裁朝鲜的行列中来，那就将意味着中国决策层无意进行路线回调。
    此外，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可能还是想和中国国内的某些集团形成某种互动，从而从内部促使中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如前面所说，虽然整体利益上中美继续“合”的必要性减弱了，但那个“局部之利”依然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