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再来说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就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博物馆一样。在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也莫不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是伴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从天而降”的，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但是，也仅限于此。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仅派驻了9000名行政官员和6.9万名士兵，而他们所统治的是3亿印度人！对此的解决方式则是，在殖民统治机器统治下，英国人进入印度前就存在的600多个土邦被几乎不受干扰地全部保留了下来。本质上说，这种体制与前面提到的“天子——诸侯——百姓”的结构是一样的。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终断了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并没有带印度人走上自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旧有封建阶级被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在封建领主之上，又增加了新的一层国民财富的截流者——殖民统治者，“柴明达尔”制度【1】便是由此产生的。同时，原本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地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败，英国人无力继续维持各地的殖民统治，甘地为首的印度精英层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最终，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这个统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从前面的“三级结构”可以看到，原先维系国家统一的是殖民统治者，如今这一层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会结构还处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状态。
    英国人曾估计，在印度独立之后，将会至少分裂成八九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据说有1600多种语言；而“印度教”，最初只是殖民当局为了叙述方便而创造出的一个词汇，这其中严格来说包含上百个不同的“教派”；在经济方面，封建制的农业经济使得各个土邦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别紧密的联系……
    当然，印度的精英层最终还是找到了维系统一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保留了垄断集团，政府权力有限，英式的议会制决策机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国家被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印度卢比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上面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地印着17种文字）。
    简单来说，这些就是落后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统一诉求之间彼此妥协折中的结果，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它契合印度的社会结构，但又显得很“别扭”。
    印度至今还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及博拉，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绝不亚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则来自垄断财团。垄断财团多出生于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或是锡克族（其信仰可视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产物），而印度的政治家则多数来自婆罗门，这得益于印度教对人民的影响力，而印度教教义又对商业有自身的限制，所以，婆罗门多数从政但与商业瓜葛甚少，尼赫鲁就是他们代表中的佼佼者。这些都决定了印度政府对大财团缺乏控制力，是一个弱势政府，它必须通过不断和垄断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有所建树。
    印度的议会、选举制度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模范生，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是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支持者，没有固定的纲领，作为金主的大财团往往会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所以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其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集团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振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和“右”。印度的各个政党同样是其自身社会结构的产物，但它们的背后则是不同的垄断集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等等，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缺少交集甚至彼此南辕北辙，但非常稳定。这就使得很多问题变成了党派间无休止的扯皮，此外，在实施西式民主体制的同时，在其各政党内部则更多的是家长制，那么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最好的方式不是加入某个政党，而是单独成立一个党，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议会出现大量的小党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决策机构的行动效率。
    而从“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而言，由于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地域划分，各邦内部都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就权威性而言，就出现了地方强中央弱的现象。就土地来说，印度始终未完成土改，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上下，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以人均土地最少的比哈尔邦为例：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占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占有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由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判断印度政府决策时必须认识到，它的决策依据很可能并非源自某一长远战略考虑，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体的眼前利益来考虑的——即便这些决策对长远和全局利益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缺乏权威的政治环境下，印度的政治家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党间激烈的斗争以及政府和大财团间的斗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譬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战争爆发之前，客观来说，尼赫鲁还是做过一些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努力的，当时印度政府曾对国内封锁过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而反对派则一直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对政府加以攻击。那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则是，当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农民干脆处于破产边缘，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尼赫鲁政府因此处于危机之中，所以以军事手段来转嫁社会矛盾，虽然军事冒险失败，但尼赫鲁政府利用国内局势动荡实行全国紧急状态顺利度过了垮台危机。而在印度的历史上，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1970年第三次印巴战争，1987年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导致中印再次大规模军事对峙，背后都有类似的背景。如果再细心点，我们会发现每年2月、3月印度军方总会对华有所动作，其实道理同样非常简单，因为每年确定政府财政预算是在4月份。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治还带有不少的强人政治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而自后尼赫鲁时代开始，这个制衡因素消失了，印度政治生活中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于是便都将民主当成了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则是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当民主异化为简单地向选民“献媚”之后，任何短期内见不到“效益”的举措，都将是难以推行的。
    “隐性”的分裂
    实事求是地讲，独立之后的印度，其进步仍是显著的，印度最初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这种财政体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基于此，“柴明达尔”制度被废除，政府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这使得印度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动员能力。当然，与同一时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中国相比，印度政府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后来的中国台湾地区，历史都证明，彻底的土改都是以政府权威性作为后盾的（台湾地区所谓的“和平赎买”，同样是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之下完成的），而这恰恰是印度政府所缺乏的。
    要想永久性地摆脱分裂的危险，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经济，以工业经济替代带有封建色彩的农业经济，由此改造印度落后的社会结构，破解政治上的死结。
    在经济制度上，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即：公营和私营经济并存。这一方面存在苏联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印度自身情况决定的。以婆罗门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政治精英，由于传统，极少涉足商业，这就使得他们非常青睐由政府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希望能以此来制衡大财团和地方势力的影响。混合所有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折中、平衡产物。
    如此，在保有大量封建制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以“五年计划”的形式，在几个邦强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与技术作为支持，作为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上做长期的规划，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