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衰落之鉴

在北非，当本地割据势力反对罗马皇帝时，238年爆发了惩罚罗马收税官的奴隶和隶农起义。"三十僭主"时期，北非又发生了由法拉克森领导的隶农起义。起义者和摩尔人联盟，声势浩大，席卷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许多地区。在小亚细亚，也有被称为"强盗"的人四处反抗罗马统治。在埃及，从公元2世纪后半期起就发生了"布科里"（牧人）起义，奴隶和隶农纷纷投奔，起义者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聚众抗敌，持续数十年之久。
  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起义是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意为战士。巴高达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奴隶和隶农，也有农民和高卢士兵。巴高达到处夺取庄园，杀死富豪，269年还曾一度攻占高卢重镇奥尔良，引起罗马官方极大震动。这次起义坚持了三年之久，但巴高达并未停止反抗活动。到3世纪80年代，巴高达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仍以高卢中部为斗争中心。起义者组织自己的军队，以农民为步兵，牧人为骑兵，摧毁了不少奴隶主大庄园，攻克了不少城市，还推举了自己的皇帝，自铸货币。尽管运动最终被罗马所镇压，但它为帝国晚期广泛的人民群众斗争揭开了序幕。283年，巴高达运动再起，起义军在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之间攻城略地，神出鬼没达数年之久，罗马军队久战不胜，皇帝只好采用"十一抽杀律"，严惩退却士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中央集权瘫痪、地方割据和人民起义为蛮族入侵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大批日耳曼人突破边境防线进入罗马境内。早在2世纪末期，由北向南迁徙的日耳曼部落就已构成了对罗马的严重威胁。251年，多瑙河外的哥特人在击毙罗马皇帝后，横越巴尔干半岛，袭取拜占庭城，侵扰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在帝国西北部，法兰克人于256年出现在莱茵河下游，随后进入高卢中部和东部，并在西班牙东北获得立足点。另一支蛮族阿勒曼尼人则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北部。此后，日耳曼人继续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布满了蛮族的足迹。
  第16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1)
  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尽管暂时被罗马军队挫败，但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主要是因为罗马统治者采取的是以蛮制蛮的政策，致使罗马军队蛮族化的进程进一步加深。军队蛮族化对帝国军队的影响是消极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军队的雇佣性质更加明显和突出。此时罗马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达到40万，大批蛮族部落居民以军事移民方式迁移到边境，甚至深入到意大利本土，这就为帝国晚期蛮族的大规模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
  隶农制的出现 罗马帝国初期社会经济繁荣之时，经济衰退和奴隶制危机就已初显端倪。与兴盛的行省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意大利半岛农业出现了衰退现象。从公元1世纪后期起，由于土地兼并和集中，奴隶制大农庄在意大利农业中占据明显优势。然而，由于农产品滞销和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大地产经济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强制性的奴隶劳动效率低下，加上地价提高，农产品销售竞争激烈，使得集中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不仅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困难，而且经济收益也日益降低，逐渐变得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奴隶主被迫改变对待奴隶的态度，给奴隶一定自由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释放奴隶日益增加，共和后期出现的授予奴隶"特许析产"的制度，即奴隶主分给奴隶经营或管理一部分财产而坐收其利，开始广为流行。在立法方面，也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主杀死奴隶。同时，对待奴隶的思想观念也相应有所变化。这说明奴隶制危机正在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奴隶制补充的隶农制应运而生了。
  隶农（音译为科洛尼）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半岛。最初是指承租别人土地、享有公民权和其他法律权利的自由民。隶农既有拥有资金和奴隶以经营农业获利的大佃户，也有靠自己劳动谋生、无地或少地的小佃户。他们通过契约从土地所有者手中租得土地，地租一般用货币支付。佃户对土地所有者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对土地也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而是以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此时的隶农在经济上和法律上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但在农村中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阶层。
  公元1至2世纪，隶农制逐渐在意大利和各行省流行，这对隶农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帝国初期，隶农的身份是自由民，他们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仍然建立在契约之上，其身份、地位、权利、义务都有一系列法律上的规定。但随着奴隶制大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和独立倾向的增强，商品货币关系的萎缩和隶农负担的加重，隶农的身份和地位也逐渐发生变化。从1世纪末叶起，在意大利的隶农中，以金钱支付地租的日渐减少，以实物支付地租的分成佃农不断增加。尽管隶农的权利和义务有法律和契约规定，但现实之中往往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破坏。官府和权贵通过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对隶农进行压榨和勒索，加重隶农的负担。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隶农的地位和处境更为恶化，出现人身依附增强和世袭化的倾向。隶农由于贫困而不得不依靠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产工具，或由于负债而将财产抵押给土地所有者，因此逐渐固着于土地，出现强制租佃和承袭租佃的现象。隶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离开契约，而是靠习惯来调节，因此，他已不是根据租约租种土地的自由民，而是在公民权方面受到许多限制的农民。"三世纪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隶农实际已丧失自由民身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转变为介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依附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世纪农奴的先驱。
  从4世纪起，为了保证税收来源和足够的农业劳动力，罗马帝国用立法手段干预隶农和国家的关系。在戴克里先的新税制里，农民包括隶农缴纳人头和土地合一的赋税，以一个"人头"与一定量的土地结合为计税单位。隶农不再是独立的纳税人，而是被视为土地的附属物。332年，君士坦丁颁布敕令，从法律上确定了隶农被束缚于土地的依附地位。同时颁布的"户籍法"和"出生法"更剥夺了隶农的迁徙自由。此后颁布的法律还逐步剥夺了隶农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357年，君士坦丁规定：土地出卖者在出卖隶农时，应将隶农和土地一起出卖。365年的一条指令，禁止隶农在未得到土地所有者允许的情况下转让财产。371年的法令更是责成土地所有者向隶农收税。396年的一条敕令中规定，隶农的全部财产属于主人。409年的法令则规定，没有主人的允许，隶农不得担任基督教会的任何职务。422年的法令剥夺了隶农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法律权利，使其日渐与奴隶的地位接近。但从法律上看，隶农毕竟不是奴隶。隶农有人身自由，对自己的财产有某种程度的私有权，在得到的主人许可下可以出卖自己的收获物、出庭诉讼或作证、当兵服役等，其所受的剥削在形式上也有章可循而较为固定，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关系较为稳定。正因如此，隶农的劳动兴趣比奴隶更强，积极性更大。隶农制作为一种新的、进步的经济因素出现，是奴隶制日益衰落的结果，也是奴隶制走向灭亡、帝国进一步衰落的具体表现。它的不断发展，终于成为导致罗马奴隶制社会崩溃的重要因素。
  第17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2)
  但是，罗马统治者不甘心于奴隶制度就这样衰落，帝国就这样走向崩溃，他们力图挽救危机，拯救罗马，从而使得罗马一度又出现中兴局面。
  戴克里先中兴 284年，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为帝。继位后，他对内残酷镇压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战胜萨珊波斯，打退日耳曼人的进攻，暂时巩固了边疆。他还放弃元首制，建立君主制，罗马国家完成了从元首政治向君主政体转化的过程。在这种制度下，最高统治者不再称元首，而是"君主"，这个称号本身就说明了他同全体居民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戴克里先像东方专制君主一样被认为是神的代表，人们对他必须履行崇拜礼仪：皇帝穿戴有珍珠宝石装饰的冠冕服装，觐见者都要行跪拜吻袍之礼。
  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君主对帝国控制力的加强。由于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帝国各地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削弱，政治统一愈来愈难以维持。各行省不断发生骚乱、起义，边境战事不息，戴克里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他实行"四帝共治制"，即将帝国分为四部分，由四位统治者分别治理。四帝中两正帝称"奥古斯都"，各有一副帝，称"恺撒"。帝国分而不裂，保持统一，戴克里先以君主地位实际握有最高权力。同时规定，奥古斯都在20年任满后交出职权，让位于恺撒；两位奥古斯都须将其属下恺撒收为继子和女婿，以血缘婚姻关系保持世袭统治，防止非法篡位和宫廷政变。耐人寻味的是，四帝都没有选择罗马作为首府，罗马城尽管还是帝国首都，但已失去实际政治意义。戴克里先挑选东方为自己的直辖，说明此时东方各省比西方更加繁荣富庶。然而，多个首府的建立和权力分散，严重破坏了帝国的统一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