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在21世纪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中，传统的政策手段带来了无法接受的风险。因此，这届政府将从稳定政策转向“中东自由的推进战略”47。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经验表明，“推动自由会带来和平”。
  我赞成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的决定。但我也曾在公开或政府的论坛上表达过疑虑，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其扩展到国家建设领域，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在和盘托出我的保留意见之前，我想在此对乔治·W·布什总统表示我一如既往的尊敬和欣赏。他在一段风雨飘摇的时期，以勇气、尊严和信仰领导着美国。他确定的目标和为之做出的努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荣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美国的政治周期，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布什在卸任总统之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事业，并把这当成达拉斯总统图书馆的重要主题，体现了他对“自由纲领”做出的贡献。
  我童年时在极权制度下备受种族歧视，后来移民到美国，亲身体验了美国价值观的自由一面。像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计划一样，通过树立榜样和民间援助传播这些价值，是美国传统中光荣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价值观没有历史根基的地方，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传播它们，指望在一段政治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内实现根本性改变，这是伊拉克事业的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设定的标准。美国公众无法支持，伊拉克社会也无法适应。
  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不和，有着千年纷争冲突，以巴格达市中心为界，教派分野泾渭分明。要在冲突环境中推翻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争论不休，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看不到尽头。邻国政权的坚决反对使之难上加难。这成了一项永无休止、胜利无望的事业。
  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统治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在萨达姆几十年压迫之下，什叶派被长期剥夺公民权，积怨极深，把民主等同于认可他们的人数优势。而逊尼派认为民主是压制他们的外来阴谋。因此，多数逊尼派教徒抵制了2004年有利于确定战后宪政秩序的选举。北部的库尔德人一直不忘巴格达对他们的残暴攻击，试图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努力控制油田，提高收入，不再依赖国库。他们的自治定义与民族独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革命和外国占领的氛围中，民族激情已经高涨，2003年之后无情地被外来势力点燃和利用。伊朗支持什叶派破坏新生政府的独立性。叙利亚支持通过其领土转运军火和“圣战”分子（最终对本国的团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基地组织开始有计划地攻击什叶派。各个团体都越来越把战后秩序当成争夺权力、领土和石油收入的零和战场。
  在这种氛围中，布什于2007年1月大胆地做出“增兵”决定，部署更多军队平息暴力事件。结果众议院246名议员投票通过了不赞成这一决定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一决议在参议院因程序原因未获通过，但有56名参议员联名反对增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马上宣布，“战争已经失败，增兵于事无补”48。同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要求美国一年内开始撤军的议案，被总统否决。
  据报道，布什在2007年一次规划会议结束时问道：“如果不去打胜仗，那我们去那儿干什么？”49这句话体现了总统性格的坚毅，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只要需要就送自己的儿女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去捍卫自由，但它的政治制度却无法凝聚起同样统一坚定的意志。布什毅然下达了增兵的命令，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出色地执行了命令，在风雨欲来之际赢得了一个体面的结局。但是，这时美国人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巴拉克·奥巴马获得了民主党提名，部分是因为他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就职之时，他依然公开批评其前任，并采取了一个“重退出、轻战略的退出战略”。撰写本书时，伊拉克再次成为地区教派争夺的主战场，政府倒向伊朗，部分逊尼派教徒与政府军事对抗，两个教派的成员都支持叙利亚的“圣战”分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在其大半领土上建立哈里发政权。
  上述问题超越了关于“伊斯兰国”来历的政治争论。一个“圣战”实体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拥有大量缴获的武器和跨国作战部队，与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进行宗教战争。这些都要求国际社会做出一致强烈的反应，否则它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美国以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可能还有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对手，都需要做出持久的外交努力。
  目标与可能
  当苏联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挑战之时，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本质众说纷纭。回顾这几十年，人们可以争论美国所寻求的平衡是否理想，但难以否认，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美国维护了和平，帮助恢复了欧洲的活力，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援助。
  但在“热”战过程中，美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在“二战”后美国所打的五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只有乔治·H·W·布什总统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实现了美国开战时提出的目标，国内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分歧。其他战争的结局（从僵局到单方面撤出）是何时注定的，是另一个争论话题。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
  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50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透明度、缺乏隐私，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
  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