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也正是全书“家亡人散”大构局的点睛之笔．我们读《红楼梦》，越到后半幅，越是“热闹”抵不过冷落的气氛，一直到第七十九回，迎春既已缔婚，邢夫人命她搬出大观园，宝玉“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芹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再参看脂砚所见雪芹原文中后来的潇湘馆的“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这一切联属起来，不难领略大观园后来应是 何等境况了。这之间，雪芹的寓怀与主旨毕竟是什么？是否是以大观园来表现自己所假设追求的理想的世界？又有人认为石头与雪芹是两回事，那么，石头的“理想”原本就是去享一享人间的富贵繁华，石头向往的“世界”原本就是红尘下土、俗世凡间。石头原无其他“理想”可言。然则雪芹借它又抒写了一种何等的“理想世界”？上面的问题，我都解答不出。因此，深愧下愚。 
  我的感受，仍然是一个盛衰的巨大变化的感慨悲痛，而不是一个理想世界的得失幻灭。“是幻是真空历遍”，真者既逝，追寻如梦。但大观园怎么盖成的？道是“黄金万两大观摊”(“戚序本”回后诗)，“再省一回亲，只怕穷精了”(贾珍与乌进孝语)。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它完全不同于一座空中楼阁，可以凭“吹口气儿”就“幻化”出来。 
  石头被弃在荒山青埂之境，得僧道二人之助，携到“太虚幻境”挂了号，方得投胎下凡，生长于荣国府大观园之中。石头切慕的既是人世繁华，怎么又会是来到了“理想世界”？如果把大观园、太虚幻境、理想世界三者作等同观，这里有一个论证逻辑的问题，到底是否已探骊珠，得芹本旨？我看最好还是在中国文化的多环节上多作些基本功式的研寻讨索，少引些洋火洋文化的事，庶几对人对己，都有些实在的好处。 六、“太虚幻境”是怎么产生的雪芹独创的东西很多，而太虚幻境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在他笔下，此一“幻境”又寓有沉痛的涵义，又富有幽默的笔调。 
  据我所知，第一个在著作中指出“太虚幻境”的艺术构想的来源何自的，应推邓云乡的《燕京风土记》(请参阅该书第3－5页论牌楼)。我认为，他的看法是真知灼见。 
  所谓“太虚幻境”，其构想引发，来自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天齐庙)，此庙建自元代，明清历次增修，声势为京师诸庙之冠，山门外有精美的牌坊，庙内有一层阎王殿，殿的两厢是阴府“七十二司”，内中各鬼卒塑像十分凶猛可怖(雪芹笔下也提到过)，并有机括，可以活动起来，曾活活吓死过香客，无人不晓。雪芹的“幻境”布局，全仿此而生，门外有牌坊，门内也有“薄命”“痴情”等诸“司”；其意若曰：都说阴曹地府七十二司管人的生魂死魄，有“生死簿”。我则另设“太虚”一“境”，也分诸司，也有簿册，却专管女儿的命运，与之对台抗衡，这番意思也由一条脂批透露清楚： 
  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醒)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造太虚幻境，以(似)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甲戌本”第五回) 
  这是一个铁证。雪芹本意，亦庄亦谐，时时调侃俗世陋习，大都如此。而且本是“女儿清净之境”，却又偏偏许宝玉“浊物”来游；既“秘垂淫训”，又还替荣宁先灵教导裔孙，立身功名，委心经济！你看这本身一切，已都是调侃的意味，荒唐的语言，可是却被人拉来当成了什么“理想世界”。《红楼梦》本不易读，但各种揣测之词加上来搅乱耳目，就使得事情更加麻烦了。 
  结 语 
  综上所述而观，我不能不对所谓的“两个世界”之说的可信性感到疑问重重。从这个论据前提而倡导的“红学革命”，也并没有真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拿这种观点来反对不同流派的红学研究(历史视角、文化层次)，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功能与价值？窃以为是大可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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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脂批除平实正面注释说解者外，还有四大类别：沉痛感慨的，调侃戏谑的，隐词暗点的，故设迷阵的。涉及大观园的，有两条批，都不属正面说解类：“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可草率。”“仍归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有人便上了当，据此认定大观园即与太虚幻境“等同”，皆属虚幻之荒唐言。殊不知那前一条，只是一个游戏式的比喻，否则，既为幻境，如何又不可草率、要画细图？就自己讲不圆了。后一条则同处的另条脂批又已指明：此不过文章过长时的一种截断手法(宝玉见牌坊，若曾见过，而有所思，遂无心咏题)。只用这样两条“烟云模糊法”“蒙蔽读者”一类的批浯，便作为认识与立论的根据，其实是很脆弱，经不起什么检验的。 
  [注二]中国园林思想，根源于道家的归返自然，故山林丘壑，福地洞天为上，此不可常得，乃于居宅之间，仿佛其风神，领会其意致。它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常常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理想空想，并不是一回事，不必强作牵合。 
  [注三]宝玉入园后，快活了一时，即忽然不乐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终日闷闷的，只在外边鬼混”。试问宝玉既入了“理想世界”，为何又现此形景？如何解释？ 
  [注四]贾政与宝玉的“园林思想”有同有异，贾政也不喜过于人为涂饰。宝玉批评稻香村的设计全是人力穿凿，而违背自然之理，却惹得贾政大不高兴。贾政的“理想”是在此园内“月夜读书”与“归农之思”。探春的“理想”也只是一邱一壑，“些山滴水”，小中赏大。但这皆与乌托邦无涉，唯一的一例可与“乌托邦”拉扯的就是第十七回题对额时有清客拟曰“武陵源”“秦人旧舍”，暗用陶潜的《挑花源记》之典。但宝玉批评中已经指出，那是“避乱”的政治语言，也与所谓“理想世界”是不同科的。 
  辛未秋七月写讫于燕市东郊庙红轩。时 
  病足困坐，倚榻草成，引书不能备检，然大意具在，不致悬殊。附记。壬申新正初五日          
从《易经》到《红楼梦》    
  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云雨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易经》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金瓶梅》《西游记》，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