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玄虚，弄什么“悬念”吊人的胃口，一点儿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深感于前后文兴衰呼应，情节笔致的令人无限感叹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后文的某些实况——她当时是从原书未毁的整体讲话作批的，自然还不曾预料到此整体会痛遭劫数而后人是看不到后半部分的了！这就是那种一鳞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质与情势的实际。她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为后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详细的探佚“资料”。 
  正因如此，伏线的暗示性与批点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致力于探佚工作的人对它们需要寻求正确的理解、破译，这已是一层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难的是又不止于是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探佚，还需要巨大的繁复的组联结构上的整体思维——《石头记》是个最丰富巨丽的伟大整体，并非支离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说可比。因为这个重要的原由，我们不能不用推考、想象、假设等合理符情的“补充”来联缀那些伏线与透露。 
  这样的想象与假设，不同于胡乱猜臆，而是一种研究积累的成果的表现形态；它还不是结论定论，但它实际是一个初步的、相当可能的寻真步骤或阶梯，纵使未达顶颠，却己指向了目标，接近了鹄的。 
  这所谓的想象与假设，都不是悬空而生的，它们是具有识力悟力的学人对原著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深细的玩味之后而产生的灵智活动。 
  提到“玩味”二字，这就触及了中华文化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特点问题。“含英咀华”，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远理解不到的，他会认为天下不存在这种道理与事实。 
  伏线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经玩味就等于设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为无有了。比如雪芹原书《情榜》，原从《水浒》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语也)与108条“绿林好汉”构成奇妙的对仗美学，而他写108位女子，早在开卷即设伏笔，说娲炼大石，高经12丈，方经24丈，而脂批点破：“十二，应正钗之数，二十四，应副钗之数”——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个边长，四个边长为24×4＝96，也就是说，十二正钗之外，各级副钗(又副、三副、四副……总括在内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数(12，阴数之极，9，阳数之极，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征数字，作实数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个个不幸悲惨，这才是“千红—窟(哭)”“万艳同杯(悲)”的著书总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笔墨。 
  所以，我们的探佚，并不是“占卜”，对之横加轻薄，是自外于寻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们还没能寻得全部的真，可是确已寻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这已然起了极有力的打假作用。至于作家刘心武对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觉得这是我应做的事。我的动机仍然是那个五十年来的总根由。心武写的是小说，我绝不从文艺角度妄置一词，赞成他对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动向妄加评论。梁归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个“度”字，这也是金石良言， 是与人为善的诤友益友的榜样，我也是不会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艰难的红学与探佚学啊！你太不容易了，你听了比“四面”还多的“八画楚歌”。还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壮地成长吧，多么十足珍贵的一门中华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寻真打假的学术啊，争取更多学人读者的关怀与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节挥汗草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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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评价，是说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树一帜之意。现今反用为“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了。 
  [注二]疑王先生在这点上是受了吴世昌的影响，其实是讲不下去的。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实为“生非其地”之义，与“生不逢辰”并为雪芹主旨所在，盖书中女子皆非时非地之悲剧人物也。          
“六朝人物”说红楼    
  张中行先生在沪报发表文章，谬奖我是“六朝人物”；他说明撰文意在论人而不敢论学，可是他接着就写道：对于我的红学观点，如主张程高续本是有政治来由的，却“总觉得能够摧毁反对意见的理由还太少些”。张先生行文之妙，在此一例中，也足供学写作的人作为范本，可谓笔法一绝。 
  把话讲得直白一些，就是他很不相信程伟元与高鹗等人之续书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实，何止张先生一人，不信的人还多得是。只不过能象张先生这样委婉词妙的不多罢了。 
  张先生所不信的那个“来由”，到底有与没有？应当切磋讨论，实在必要的很。今试一说拙意。至于“摧毁”力量如何？那又焉敢自封自信，还待方家斧正。这个“政治来由”并不是我捏造而生的。它是赵烈文亲聆大学者掌故家宋翔凤传述并记之于纸笔的。宋公说：《红楼梦》是乾隆晚期，宠臣和珅“呈上”，乾隆“阅而然之”的。原文可检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 
  什么叫“然之”？点头也，同意也，赞成也。乾隆会“欣赏”这部小说吗？一大奇谈也。再者，和珅何以忽然把这部书“呈上”——征求皇帝的意见？二大奇谈也。要知道，和珅是《四库全书》总裁，掌管删改抽毁书籍的献策人。还有，雪芹之书从一开始就是有避忌的禁书，传抄阅读，都不是公开的，而高鹗公然在《程本》卷端大书“此书久为名公巨卿鉴赏”，三大奇谈也！再次，所谓“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摆印(今曰排印了)版式，有人知道那“书屋”云云是烟幕，实乃皇家武英殿版是也——皇家刊书处，给印曹雪芹的抄本禁书？四大奇谈也！这些奇谈，都怎么解释？不知张先生该是疑我，还是疑赵烈文与宋翔凤？难道唯独对程、高、和珅、乾隆却不去疑他们一疑？ 
  乾隆时陈镛，久居北京，著书记下他亲见芹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印时他人所加！原来，到了《四库》书后期，和珅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小说戏本上来了，同样删改抽毁。至今还可看江西地方大吏奏报统查弋阳腔戏本结果的详细文件。和珅“呈上”，皇帝“然之”的，正是将芹书删改抽毁并加伪续的假全本。有人又不肯相信“萃文书屋”是假名，认为它在苏州；又有人说北京也有这“书屋”，两处是本店分店的关系……，总之，这是当时印书卖书的书商，云云。可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印出后，1794年就有俄国第十届教团团长卡缅斯基来到了北京。他是汉学家，俄国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极重视《石头记》，在他指导下，俄人买得了两部抄本，带回本国。卡缅斯基又在一部《程甲本》上题记云：“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馆出的。”(见俄学者孟勃夫、李福清两氏论文所引) 
  好了！卡氏是“程本”伪全本出笼后的第三年就到北京的，那时乾隆还在位。外国的使团、教团、商团，消息灵通，又不必象清朝文士百般忌讳，清文士且慢说不易得知政治内幕，就使得知了，也不敢见于纸笔之间，因此教团成员的报告、日记、回忆等文献，一向是治清史的必备之参考要资。卡缅斯基的这一记载，是其一例。当然，他落笔之际万万不会想到这将于二百年后成为红学史上的秘闻与“佳话”！ 
  虽然如此，虽然我个人是相信卡氏的忠实记载的，但仍然不敢强加于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是否认为卡氏之言足以“摧毁”那些怀疑派的疑点，那就更非我所敢奢望了。 
  《程甲本》于1791年用武英殿刊书处木活字予以摆印后，一部禁书立即传遍了天下，二年后都传至日本长崎。没有一个“政治来由”，士大夫们焉敢“人人案头有一部《红楼梦》”乎？去年为1991年，颇有一些红学家们为了纪念《程甲本》问世200周年，举行盛会，歌舞此本的价值与功绩。然而独独不见有人引用卡缅斯基的历史见证之任何迹象，则不知何故？因“纪念”已过，乃觉不妨撰此小文略为之补遗了。质之张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1992年          
试表愚衷——高鹗伪续的杂议    
  高鹗伪续《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问题，是个具有200年历史的论争老话头了。本文倒并不想与哪位“论争”，不过是偶思旧话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见——是杂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聊备参酌而巳。 
  我读《红楼梦》，自初中时期开始。很奇怪，读到第80回时，感受是一种味道；一到第81回，忽觉一切硬是变了，而不管怎么努力“耐心”地往下读，竟是无法读得下去了，只得掩卷而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