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张居正

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授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文化。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
  吴中行开炮
  中国历史上有两样东西最害人，一是革命，二是名教。天下许多罪恶，都借这二者之名而行。所谓“名教”，指的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守孝就是其内容之一。在那些卫道士眼中，无论如何，张居正都没有回家守孝，这就是违反名教，天下人都该对其口诛笔伐。
  政府官员们齐聚一堂，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有人吐沫横飞道：“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道乃人伦之本，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连天子都该遵守，他张居正居然违背，这是抽了我们读书人的耳光。”也有人说：“丁忧是法律规定，如有官员死了老爹老娘不上报，还会得到严惩。张居正不丁忧，不但践踏了纲常，还践踏了法律！”还有人痛心疾首道：“张居正老爹死了，不奔丧也就罢了，居然还不避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家喧哗起来，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为名教而哭，为儒家教统而哭。这种情势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张居正不丁忧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了。
  在这场撒疯般的集会中，有一人始终冷眼旁观，静耳倾听。当大家陆续散掉去吃花酒后，他踏着初冬的寒露回到家中，关起大门，正襟危坐于桌前。在闭目沉思了许久后，他呵了双手，取出笔在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八个字：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接着是内容，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后，他写上自己的大名：吴中行。
  吴中行，1571年的进士，座主正是张居正。刚步入仕途时，他对张居正相当有好感。这大概是对比的结果，当时高拱在位飞扬跋扈，而张居正沉静内敛，所以吴中行偷偷和张居正走得很近，并且向张居正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心。在他眼中，仅从办事能力上而言，如果一张一百分的试卷，高拱和张居正都能答一百分，但如果把性格因素拉进来，高拱答一百分已用全力，而张居正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分数只有一百分。
  但吴中行对张居正这种崇拜不是没有底线的，底线就是名教。张居正不回家丁忧，就是践踏名教，这让吴中行对张老师的美好印象一扫而空。但他对张老师还是很尊敬的，所以在《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中，他把责任推到了朱翊钧身上：“居正父子，异地相隔，音容不接者十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让居正匍匐奔丧，抚棺而哭，必欲其违心抑情，愁眉苦脸在庙堂之上，这岂是君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段话都合情合理。
  这份上疏，吴中行写了两份，在把一份呈上后，他又揣着另一份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奏疏，愕然道：“已经奏上了吗？”
  吴中行不卑不亢地说：“没有奏上，是不敢让老师看的。”
  张居正冷冷地道：“真能捣乱。”
  吴中行发现了张居正冷酷的眼神，急忙回避，扯起了别的：“老师您知道吗？昨天夜里有一颗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尾巴，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天文家说，这颗彗星从尾星、箕星，翻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个大变异啊。天文方面的官员已经报告给皇上了。”
  张居正知道，昨天晚上的确有彗星，北京城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寂寞孤独的彗星划过天空的样子。吴中行此时说这种事，显然是在暗示他，因为他不回家丁忧，上天用这种变异来警告。
  张居正不信鬼神，但信传统。朱翊钧同样如此，所以吴中行的奏疏上去几个时辰后，朱翊钧就下诏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可以说，吴中行在这方面占了先机。
  他虽然占了先机，却没有收获。朱翊钧扣住他的奏疏不发。吴中行自有他的办法，他扯开嗓子，在政府里到处散播自己的英雄业绩。
  人情汹汹。1577年十月初七，终于有人来附和他了。此人叫赵用贤，只是个翰林院检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赵用贤大言不惭地给朱翊钧出主意说：“其实可以用先朝故事，让张居正奔丧归葬，回家待四十九天，然后再回朝。”
  吴中行在他的奏疏中也提到这样的办法。两人恐怕没有坏心，可问题是，“夺情”明明已尘埃落定，他们非跳出来说道一番，这正如星星之火，搞不好就会燎原。
  张居正怕的就是这个。有人曾安慰张居正，这两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奏疏的内容，都不值一提。张居正冷笑道：“两人是想出名，想疯了。”随即又叹息道，“好名真是害死人，我担心他们是引线，会引爆一座火山。”
  他们果然就是引线，火山很快爆发。1577年十月初八，刑部的两位中级官员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籍守制。他们以一副万分沉痛的语气说：“社稷所重就是纲常，而元辅大臣，则是纲常之表率。如果连纲常都不顾，社稷怎么能安？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吗？如果是，为何失去父亲而方寸不乱？位极人臣，反而连个草民的道德都不遵守，何以对天下后世？”
  张居正看了之后七窍生烟，朱翊钧也发了雷霆之怒。正如张居正所说的那样，夺情事件本来已完，偏偏自己的门生吴中行抽风似的跳出来搅和。他这一搅和，沉浸多年的言官们看到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不做点什么，那真是死不瞑目。张居正恨吴中行，更恨艾穆和沈思孝。
  朱翊钧比张居正还要恨，因为夺情这件事不是他一人决定的，而是老娘李太后和冯保与他一起商量的。他没有独裁，却获取了骂名。他气呼呼地问身边的冯保：“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此时江山社稷离不开张先生吗？张先生走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张先生走了，他们能承担起张先生的责任吗？”
  冯保说：“皇上您想啊，他们是把矛头对准的您，在忌惮张先生的情况下藐视您。”
  朱翊钧的神经被挑起来：“这群人的屁股是痒了，廷杖如何？！”
  冯保说：“皇上英明。”
  众人齐救四官员
  要对四位上疏官员廷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廷杖足以要人性命。
  吏部尚书马自强有悲天悯人之心，慌慌张张地去拜见张居正。
  张居正正在孝帷里匍匐着，马自强来的目的，他心知肚明，所以他懒得起来。马自强极力为吴中行等人解释，他说：“这是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冒昧无知，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苍生，他们并非是有意攻击首辅大人。”
  张居正跪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正在居丧，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大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