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浦之上

 
   
  口述六：别福州去 
  时间：二ＯＯ七年三月二十日 
  口述人：张力，男，七十八岁，原福州业余大学教授 
  陆秀夫这个人比较孤僻，据说他跟周围的人都处不好，这肯定要算个毛病。人活世上，当然总免不了跟人产生矛盾，然而是跟一个人还是～群人矛盾、是一点矛盾还是一堆矛盾，还是不一样的。不过他忠烈是没话说的，一直忠心不二。陆秀夫从福州被贬到潮州，史书上说是因为他跟陈宜中“议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怎么个“不合”法?谁也不知道。至于是在什么时候被贬的，搞不太清楚。我以前看过陆家后裔修的一个族谱，好像说是景炎元年三月。这不可能!一二七六年农历五月初一景炎帝赵星才登基，登基以后才授官衔，三月就离去，不可能封他为签书枢密院事，是不是这样?族谱上还说，陆秀夫被贬了十八个月，然后才重新被召回朝廷。 
  很有意思的是，莆田那边一直说陆秀夫到过他们那里，市志、县志都有记载，跟蔡荔娘结婚更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甚至蔡荔娘悼念陆秀夫的《谏相公词》，都煞有介事地留下来。问题是陆秀夫从潮州被重新启用时，小朝廷已经从海上移到广东那一带了，要召也不可能再召回福建。不回福建怎么可能陪端宗经过莆田?端宗从福州退往泉州时，有可能经过莆田，但那是十一月，而不是莆田市志里记载的七月。反正有关陆秀夫的这一段史实挺模糊不清的，历史总是有很多歧义。但是很奇怪，接下去又非常清晰了。端宗赵星溺水后病死，手下人想鸟兽散，陆秀夫不肯，他提出不是还有赵星的弟弟赵昺吗?赵爵也是皇子，也就是说宋还没绝。赵昺即位后，就命他为左丞相。他挺尽忠的，崖山之战，看元军围过来，走投无路了，先逼自己妻子跳海自尽，然后把玉玺挂在前胸，又用缎带把赵爵绑在背上，一起跳海死了。那时的情景现在就是想一想还是毛骨悚然，你说他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也对也不对。陆秀夫认为恭宗赵显已经被元军抓去，赵昺不能再被抓受辱了，所以宁愿跟他同归于尽。可是赵爵那时才多大?七周岁!这么小的孩子，生命才刚刚开始，却硬是得死，是不是挺让人难受的?还有那个玉玺，很荒谬的，一个王朝多少具体的东西都丢光了，疆土、百姓、金银财宝、楼宇城池，这粒印却得死死抱住。一个小皇帝、一个玉玺、一个忠臣，这三者紧紧捆绑在一起，纵身跳人海中，成为宋朝的最后一幕，是不是很惨不忍睹? 
   
  船 
  还在濂浦村时，陈宜中和张世杰一商量，就已经命人造船去了。道理明摆着，元军不擅水战，最后的交锋，看来得放到水上才能占上风。另外，还有一念心照不宣，那就是留个后路，像高宗赵构一样往海上退去的后路。 
  未雨绸缪是必要的。 
  福建这地方，因为山多水多，所以树多船多。船为车，楫为马，这自古便是当地百姓生活的常态，而将上等的木材修成上等船只的工匠，一直以来也都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那天陈宜中离了村，往东南方向去。他来到离濂浦不远的长乐，皇家的船正在那里修造。 
  群山之间突兀出一片宽阔平坦之地，闽江水灌进来，水深岸长，风平浪静。真是个良港啊!陈宜中不由得一阵暗叹。他不知道。若干年后，一个叫郑和的大明王朝宦官奉皇命七下西洋时，每次都是从这里起航而去的，并将这个港称为太平港。此时陈宜中下了车，一股风马上扑来，风中带着淡淡的盐腥昧。闽江口已经近在咫尺了。海已经近在咫尺了。他眯起眼眺望，江面上挤挤挨挨的船只，闪着簇新的光泽，木材与桐油的清香四处弥漫。而岸边的棚子里，一条硕大无朋的巨船还在敲敲打打之中，响声传到山上，在峭壁上撞几下，又弹回来，拖着悠悠长长的尾音。 
  他没有跟皇上和杨淑妃仔细说过，正在为他们打造的这条船是何等的规模，它可以居住，也可以容数十人聚拢议事，宛若一座活动的宫殿。万一国家不堪到不得不漂往海上，海中的高风大浪，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消的，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和体弱的女人。他是左丞相，差不多就是个大管家了，所以得为孤儿寡母多想想，让他们少受点颠簸之苦，并且那时文武百官也该有一处可参拜朝见和商谈国事的地方呀。 
  不过杨淑妃知道长乐这边的动静，船在造，得快点造。北边一个个坏消息传来时，杨淑妃就拧起眉头焦急地问，船好了吗?都好了吗? 
  怎么可能都好了? 
  几个月来，散落各地的义士以及新招募的兵士接踵往这边奔来，加上眷属子女，已经远远超出二十万人了。而当初从温州驰来的船只根本容纳不下，只能再修再造，造很多。而这么多的船怎么可能一下子都好了?造船又不是造凳子造椅子。 
  咸淳七年，也就是一二七一年，陈宜中曾以显文阁待制出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所以他是了解福建的。这地方造船并不是件难事，造多少都不难。绍兴十年，即一一四Ｏ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高宗赵构说，已经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准备航行北上至山东，从侧面攻金。千艘都可以造出，何况现在区区的两三百艘?问题在于太紧迫了。元兵随时追打来，所以得随时准备扬帆而去，时间拖不起。 
  如果从容些，本来完全可以让一两百公里外的泉州分担去一些。当年，在安抚使任上时，陈宜中去过泉州，那可是黄金般的地方啊，枕三山、襟两江、面大海，秦汉时期海外交通就已经开启了。至唐中后期，陆上的丝绸之路中断后，泉州的刺桐港就与交州、广州、扬州的港口～起，成了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四大港口。运去的大都是丝绸、瓷器，而运来的则大多是香药、衣料、宝货、食品等等。“涨潮声中万国商”，陈宜中很清楚，其实没有这么多人，但满街行走的确实是肤色各异的人。尤其是哲宗赵煦的元祜二年，即一Ｏ八七年，朝廷在泉州开设了市舶司之后，刺桐港更是进入一个非同寻常的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后人的说法，陈宜中只知道，因为货来货往，朝廷每年几十甚至上百万的收入都来自于海外贸易。高宗赵构当年就曾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绍兴三十二年，即一一六二年，单单闽广两地市舶司的收入就高达两百万贯。 
  要出行，要贸易，就得有船。刺桐港往各国去的航行，短则月余，长则需两三个月，最远的往东非沿岸一些国家的航线，即使顺风，单程也需一百六十天，往返一趟大约需两年的时间，如此漫长的航行，没有坚固的船行吗?现实把泉州逼出了一批批造船高手，动辄三四十米长、十几米宽的大船就修出来了。如果这种坚固结实、能抵风拒浪的大船，泉州那边能为新朝廷逐一造出，一艘接一艘，那该有多好啊。可是，陈宜中知道兵荒马乱的日子已经阻断了这种可能。他只能指望眼前，眼前大小不一的船只匆匆在长乐凑合成形，零乱摆在港内，它们能将王朝最后的日子载动吗? 
  说实话，陈宜中没有把握，甚至，私底下他垂头丧气地想：那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了。事已至此，连老天爷都未必相信还有峰回路转的一天，何况他? 
   
  点兵台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文天祥能够从元兵手中逃出来，是不可思议的。 
  所有人看过来的眼光就变得特别起来，不一定都是猜疑，但即使是以信任的口吻对他作个揖，然后客客气气地大道一番可喜可贺的人，其神情也不免带着几分暖昧。 
  是不是过敏了呢?他忍不住自问。，可气的是，一问，总是把自己也问得心怦怦狂跳起来。被抓被囚，谁能引为幸事?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元兵那么五步三岗地森严壁垒，死活打算把他弄到元大都忽必烈那儿邀邀功，可是走到镇江，月黑风高，连他都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与一个绝好的逃脱机会意外相逢。 
  机会是二月二十九日那个晚上到来的。随他一起北去的侍从备来酒菜，以慰劳押送他们的元兵为理，却在酒里下了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比预想的还顺利。他们就这样逃出元营，逃到江边，上了一艘运私盐的船，一路潜行至真州。还留在宋军手中的城池已经很少了，稀稀拉拉的犹如海中的浮岛，而真州是其中一个。文天祥刚喘口气，以为大难已过，不料突然间又急转直下了。 
  四下正有风声，说出了个假冒文天祥的元军密探。太有戏剧性了，分明是真的，却活活被当成假冒的。导演这出戏的人据说是伯颜。已经捉进瓮中的一只大鳖居然又逃走，元军恼羞成怒之下，就使出这样一个离间计。真州官兵没有一个见过文天祥，他们敢不信?那么危机四伏的时候，谁都担不起一丝意外的惊吓了。 
  文天祥被赶出真州，转到扬州、高邮都不得而入，直至辗转到通州，才弄到船，四月八日抵达温州。 
  他原先风闻，益王赵星、广王赵昺在温州，到了这里才知道他们走了，去福州了。 
  这一路的奔波已经不是“风餐露宿”、“危在旦夕”这样的词语可以概括得了，他也有点怕了，不是怕敌方，而是怕自己人。有消息传来，新朝廷即将在福州成立，君臣之礼他不得不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