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悬崖

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我对韩桂心说，你听清你这段话的主题了吧，删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题这主题只有一个：说出往事以换取你的怀孕。韩桂心冲我怔了一怔，接着她说：“你在研究我。”我说是啊，你不是正希望这样么？韩桂心说她不反对我研究她，但是我总结的主题未免太尖刻太冷酷，无论如何这里还有忏悔的成分。是忏悔就需要勇气，时间是次要的，无论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于忏悔本身就是勇气。我对韩桂心说你指望我赞颂你的勇气么你错了。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你婚后顺利怀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没有对你失掉兴趣，你还会有这种忏悔的欲望么？无论如何你的全部录音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40年前陈非的死抚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后陈非的父亲却得承担你的不怀孕。韩桂心马上以一种跋扈的，一种暴发户惯有的比较粗蛮的口气对我说，你尽可以随便研究我质问我，我不在乎。我还可以替你补充：除了怀孕，我还要引人注目，特别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从小、从上幼儿园就有的那种愿望。弄死一个人和承认弄死这个人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么，你难道不愿告之你那些报界的朋友，叫他们在各自的版面抢发一条这样的新闻么，我连题目都替他们想好了——当然，在你面前这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叫：
  “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
  韩桂心虚拟的小报新闻标题趣味不高，但正合那么一种档次，使我一下子游离了事件本身，想着这女人若是朝这类新闻记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说不定是有发展的呢。标题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滑梯坠死”、“墓园深处”这类的词很有可能对市民读者产生招引的吊胃口的效果。
  啊，这真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时代，连忏悔都可以随时变成噱头。
  韩桂心见我不置可否，就说我肯定是在心里嘲笑她。我说没有，我说我可以答应她，介绍本市那张名叫《暮鼓》的晚报记者采访她。我说着，心里已经想要躲开韩桂心这个人和她的事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自己挺无聊。韩桂心说：“那么我们约好，明天下午3点钟还在这里怎么样？明天中午陈先生和我丈夫有一个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请了我出席。我会在这个工作午餐上向陈先生宣布陈非之死的真相，然后我赶到陵园会见《暮鼓》的记者。”我说这又何必呢，邀请记者一起吃饭不就得了。他可以旁听，你也可以少跑路。韩桂心马上反对说：“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记者怎么可以旁听。”我说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后约记者去找你。韩桂心说她就选定了烈士陵园。她说：“你忘了我拟定的那个标题了么：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叙述这件事我追求一种氛围，墓园深处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围。你不是也喜欢这儿的氛围么，你不喜欢你为什么总到这儿来？”我对韩桂心说我的确喜欢这儿，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有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新芽了你没看见么，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对，婴儿的小奶头……韩桂心打断我说：“我更喜欢坐在墓园里的你——我要请你和记者一块儿来，你做见证人。你一出场，这事的新闻价值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诉韩桂心我已经没有再同她见面的必要，韩桂心说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还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天黑得更厉害了，我和韩桂心已经看不清彼此的脸。黑天和我眼前她那张不清不楚的脸使她刚才那番话更有了几分威胁的含意。我试着怜悯她，试着在心里承认这一切并不纯粹是无聊。我还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位陷进棉被不能自拔的张美方女士……分手时我答应韩桂心，明天下午3点钟和《暮鼓》的记者一起在烈士陵园和她会面。
  第二天下午3点钟，我如约来到烈士陵园，但是没有约什么记者。昨晚回家之后，我又把计划稍作了修改。也许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让别人借我的名义把他们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不想为此付出什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付出什么。或者缘由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韩桂心的“告诉他”后面大约还有麻烦。她怎么能预测和把握陈先生和她丈夫闻听此事后的反应呢？她又怎么能保证事情会有板有眼地沿着她设计的轨道发展下去呢：怀上她丈夫的孩子并成为新闻人物。
  远远地，韩桂心向我走过来。今天她穿了一身纯黑丝麻西服套装，裙子很短，鞋跟很高，这使她的行走显得有点摇摇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种T形台上的风范，她有点像赶路，又有点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蓝镜片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让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却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夺目的口红已经很不均匀地溢出唇线，显然是饭后没有及时补妆，这使她看上去好似刚刚呕吐过带血的物质。她奔到我跟前，连坐都来不及就问我记者呢，记者来不来？我不置可否地说来又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韩桂心说记者最好别来了，事情有些麻烦。我对韩桂心说记者不会来的，因为我根本没约记者。韩桂心这时已经坐下，她点上一支“骆驼”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桂心加重语气说：“本来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预感应验了：韩桂心的“告诉他”并没有收到令她满意的效果。我于是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地说出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编的，”韩桂心马上说，“就像编小说一样。”“是么？”我说，我想我的口气是冷冰冰的，接着便是一阵不长不短的冷场。
  韩桂心抽完一支烟，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了冷场，就像决心说出一切似的请求我把所有的录音带都还给她。她说：“你知道，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他们，陈先生和我丈夫。结果，陈先生一句话也不说。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来，他对陈先生道歉，他对他说我精神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可能还要回到医院去。他说着，用他的双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来离开餐桌。他强迫我走出房间走进他的汽车，他让他的司机开车强迫我回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已经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话因此是不可信的，终生不可相信，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让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么？为什么我就没有料到结果是这样的呢！所以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我说我可以把录音带还给你，不过我只想弄清一点：你的录音真是瞎编的，还是你丈夫说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认为你的录音是瞎编的？韩桂心沉吟了片刻（笔者感觉是权衡了片刻）说：“我想我的录音本来就是瞎编的，即使我在5岁的时候有过消灭陈非的念头，我也不可能有消灭陈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总之我不会。我可能做过梦，梦是什么？有个名人说过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用花钱的享受。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钱少，我们家钱少的时候我的梦就多。也许我享受过梦里杀人，是梦里而不是事实，所以我没杀过人。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你听见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