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洞

  从银行、公安系统缴获假人民币数量来看：1988年以来，全国伪造贩运假币犯罪活动日趋严重，缴获的假币数量逐年上升。据不完全统计：
  1988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80多万元。
  1989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300多万元。
  1990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300O多万元。
  1991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2000多万元。
  1992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3000多万元。
  1993年，银行系统收和公安机关缴获假币7O00多万元。
  1994年，银行系统收和公安机关缴获近假币1亿元。
  全国伪钞发案数也在逐年上升，据公安部刑侦局的不完全统计，1989年发案990起；1990年发案2900起，1991年发案300O起。1992年仅大案过千起。1993年发案3700余起。1994年发案数400O余起。
  近几年，美钞、日元、港币等主要的外钞也成为犯罪分子伪造侵害的对象，而且伪造数量也在逐年递增。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供材料，1991年，共收缴假美元8900多张，折合人民币25O万元。同年，公安机关查缴假美元17万多元，假港币4万多元。
  从各省公安机关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局部地区的假币发案数呈上升趋势更见明显：
  —陕西省1988年全省发案58起，涉及金额4O0元；1989年发案114起，金额55176元，发案比上年上升96．5％，1990年发案148起，金额2040304元，发案上升29．8％；1991发案达501起，比前三年总和增加了56．6％。现已波及全省10个地市的90多个县市区。其中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陕南、陕北等山区也有假币案发生。
  ——1988年以来，辽宁省立假币案件258起。1989年的发案数量是1988年的5．4倍；199O年发案数量是1989年的3．6倍；1991年发案数比1990年上升3％。制贩假币的犯罪已遍布辽宁全省。
  ——1988河南省发假币案8起，1989年为29起；1990年为60起，1991年猛增到233起，为上年的4倍，而今年第一个季度已达到96起。制贩假币的犯罪已遍布河南全省城乡……
  综上所述，我国的假币案件正在剧增，犯罪势头凶猛异常。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案要案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自从1988年，深圳市“8．24”假币案收缴假币5万元后，1989年，北京、大连“2．10”案收缴百元假币24．5万元。1990年，福建省平潭县收缴假币601万元，厦门市收缴假币318万元。1990年，仅福建省的两起大案收缴的假人民币数就占当年收缴假币总数的71％，同年，北京、黑龙江、福建、河南、广西、四川等省、市区破获的万元以上假币大案收缴的假币，占全国收缴假币总量的95％以上。1991年，全国万元以上的大案持续上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4起案件均在万以上。1992年以来，特大案件接连不断。河南开封县公安机关破获了两个犯罪团伙共制造贩卖假人民币380万元。
  据《人民公安报》载：1993年6月3日凌晨，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汕尾港口边防工作站查获一起内外勾结、利用台湾渔船运载假人民币的特大案件，缴获假人民币1800余万元，抓获台湾籍犯罪分子6人，广东汕尾渔民3人。这是继同年3月9日福建省公安边防部队在莆田文甲港查获600万元假人民币后，公安边防部门破获的又一起假人民币大案。
  经初步审查，运载假币的“鑫宏升陆号”渔船系台湾澎湖籍，该船船长陈其鹏等6人均是台湾澎湖人。据陈其鹏交代，他们受一名叫“阿利”的老板所雇，于6月1日晚运载假币从台湾高雄港出发，3日凌晨1时许到达汕尾港。船上的五名船员上岸到“元兴鱼铺”，与做鱼生意的汕尾渔民吕逸生、苏成明、徐汉忠等人联络，在准备交接假币时被边防官兵查获。
  每年银行系统和公安机关所缴获的假币只能说是制贩假币分子手中的一部分，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假币投入流通市场，落入百姓的腰包。假币的存在，必然象毒病一样感染真币，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有人惊呼：九十年代，假币将会引发一场金钱瘟疫。这并非危言耸听。
  事实证明：这场瘟疫正在蔓延。
  第五章 呜呼！以假乱真专业户
  ◎祸自恶欲来
  ●民贫必生奸邪
  改革之初，我国的个体、集体经济还只能以替补队员的地位活跃在城乡。经济体制转轨后，个体经济终于摆脱了夹缝之苦，扯去欲说还休的盖头，昂首阔步，走向中国经济的前台，大有与国有经济分庭抗礼之势。个体不再是一个羞涩的名字。纷纷扬扬的下海潮正是冲着“个体”而来，于是乎，一时间，中国的经济成份出现了诸侯争雄的局面。国有也罢，个体也罢，“合资”也罢，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同样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至今，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现象百思不解。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夹板中，个体经济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不断扩展自己的地盘，堪称一奇。其实，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对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历史并不会感到奇怪。个体经济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补充了国有经济的不足，这一功绩已是有目可睹，因此受到国人的欢迎和中国政治的确认。这首先是有其生存的必需土壤。个体经济的生存战略不能不是其以弱胜强的胜利之本。人们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生存战略：没有不敢赚的钱。
  赚钱是个体经营者的首要动机。至于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东西，都不在他们首先考虑之列。“坑完老张坑老李”一语，生动地刻划了绝大部分个体经营者的经营策略。道德不是经济因素，自然不在赚钱之列。在国人心态仍处于心理不平衡状态时，对漠视道德的人及行为都会表示出不屑一顾或鄙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社会伦理道德轻经济商业的教育体制，使国人精神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言状的畸型，这就是伦理道德的超前。常常，国人在一提及干“个体”，就噤若寒蝉，不但有失面子，也没有身份。在择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们去干个体户。”个体户成为择业路上的梁山泊。只有被逼无奈，才有人想起走上这条险途。由此，个体户在国人中被人为地贩低一等就是必然的结果。国人在经历计划经济的锤炼后，共同走向市场经济的海洋时和终于悟出了道德和金钱的关系时，也开始了对个体户的新理解，有的还勇敢入行。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虽已历时两年，可真要完成转轨这一历史的命题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个体经济以其微弱的技术、资金，企图在市场中与国有经济这一庞然大物争雄天下。尽管不可能。但“鱼有鱼路，虾有虾道。”个体经济明知无力抗衡，只得改用“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战略。
  个体经济的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生产规模必然弱小，产品必然不尽人意。纵观国内情况，个体产品虽也冒出了不少占领国内或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但是“伪劣残次”的恶名太难驱散。每次打假，个体经济首当其冲。尤其是处于那些穷困山区的个体经济，一无技术，二无资金。靠徒手起家，所谓的生存发展也多靠“坑蒙拐骗”。于是，个体经济的圈子里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无所不做。假酒、假药、假枪，贩毒等等不法活动早已为世人所知。可是假钱的个体户，世人还有所不知。
  金钱的瘟疫蔓延中国大陆后，一本万利的买卖勾起了不法分子贪婪的欲望。特别是那些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曾有过“一技之长”的造假老手，又一次看到赚钱的机会，于是不由自主地重操旧业，有了这些“老骨干”的加入，中国的造假行列愈发壮大，呈现出老中青配套的年龄结构。
  广西、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一些山村，在国民党时期就有“假钱村”的恶名。那时，战乱频繁，匪患四起。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山村，成了造假钱的最安全的基地。这些山村的造假历史已无法考证，但据罪犯的交代，早在明朝时，那里就有人操此营生。以此，代代相传，造假钱的技术积淀到了那块贫瘠的土壤里。有的村子造假术妇幼皆知，贩假时父子齐上阵，家家有作坊。国民党统治时期，造假金元券、假美金，广散天下，大发不义之财。解放初期，趁那些山沟里政权不稳定时，有些村民仍未停止造恶。伪造第一套人民币，运进深山老林里，欺骗那些无知的村民，与国民党特务遥相呼应，为虎作伥。后来，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造伪分子，强化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从此后，造伪活动销声匿迹。
  我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基层政权瘫痪的危险。“放羊”后的村民象一盘散沙各显其能，各展绝招。地方政府的这一重大失误给那些造伪分子“旧病复发”创造了极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