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感怀 境由心造

 
  打开电脑敲第一个字，我就预感到这个中篇必定失败。我虽不才，鉴赏还是懂一点的。借人物而直抒胸臆，是写作大忌。但说到自己的行当，说到医者的困惑，我无法控制手指敲击键盘的轨迹，无法纠正那种因无奈、无助、无望而迫不及待的表达。 
  我承认我写这篇东西有点情绪化。想要说的话太多，它使我失去了想要追求的淡泊平实、从容不迫和尽可不露声色的写作状态。 
  有句时髦话叫做“动什么也别动感情”，不幸的是，对于医疗行业，对于我的单位，我的同事，我千不该万不该的动了感情，而一旦包含了感情在里边，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心平气和地任人评说。 
  虽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表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在无暇喘息的忙碌中，完成了《洗手》这个有点乏味却记录现实的中篇。其实我想说的话只有一个意思：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均衡的，换句话说，任何行业的道德水准，都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同步。如果非要认定某个行业堕落了，那么责任一定不在于行业本身--我们不会忘记，公交形象的最终转变，靠的是机制改革。 
  提升行业的公众评价，不仅仅是为行业自身的利益，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广大病患。那么我们渴望的那种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和服务模式，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我们和广大患者一起等待！   
  源于平凡的感动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在中国首届西柏坡散文节上的发言 
  清明时节，想起四年前在抗击非典期间殉职的医务人员。如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了。那年春天，我们医院不幸沦陷，五名同事感染非典。虽然他们最终战胜了死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从此发生了变化。那年10月，我的一篇散文在中国西柏坡散文节获奖，大会主办方要求我做一个发言，内容是“今年我所读到的散文”。于是我以如下发言，纪念我的英雄的同事们，也希望从此忘却那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作为一名读者，我这一年读书很少，肯定遗漏了太多的精华。 
  因为2003年对我们医务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由于职业的关系，我阅读的大部分是关于非典的文字。 
  其中最让我感动是一篇散文——《生日》。 
  作者是我的同行，一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急诊外科医生。他几乎从来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今年4月下旬，这位医生在岗位上感染非典，经过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殊死搏斗，终于活着走出了北京地坛医院那间狭小的病房。 
  休养一段时间后，他满怀喜悦，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上班刚两周，就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的症状，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同时伴有双肩、双膝关节的损伤。这是由于大量使用激素导致的后遗症。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使数以百计的非典患者在战胜死亡后，坐上了轮椅。 
  当人们渐渐忘记SARS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回到病床上，开始了与病魔的又一轮抗争。 
  他叫岳春河，今年三十二岁。 
  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记录了他三十二岁生日这天的生活：治疗、锻炼、读书、写日记、与家人交流…… ……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人们向生命的尽头走着，幸福的人虽然很快乐，但他们只能欣赏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单向透明的玻璃阻碍他们看见对面的风景。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的人生更加丰富。” 
  这是我今年所读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篇文章。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我在阅读《生日》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觉悟。我为作者在经历了又一次绝望之后，立志挑战命运的精神而感动。除了感动，我更大的心愿是希望他早一天站起来，重新拿起为人们驱病消灾的柳叶刀。   
  约稿人语(1)   
  岁月倥偬，时如潮涌。 
  时潮中总有一些落寞，落寞中总有一些收获。当我把《同仁眼科手术笔记》的全部稿件送交责任编辑赵秀娥手中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年前，赵编辑带着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的新作《妇科手术笔记》来到我办公室，表示希望从眼科和耳鼻咽喉科专家手中约到同样质量的稿件，当时，我丝毫没有预料到做这件事的难度。在策划眼科手术笔记时，经过认真考虑，我建议由四名作者共同完成，理由是可以增加专业厚度，提高实用性。于是，推荐施玉英、张舒心、魏文彬和闵燕四名中、青年专家执笔，并承诺代为约稿。 
  一诺千金。我向责任心极强的赵编辑信誓旦旦地保证：没问题，他们医术精湛，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文字功底，我非常看好书稿的质量。话一出口，对这部书稿的期待也就成了我个人职责和信誉的一部分。 
  然而，我绝没想到，这种期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它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的信誉也面临危机——我必须时刻准备在赵编辑来电话催稿时，怎样适宜回答。 
  在这之后，我们度过了难忘的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走过了从事医学职业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岁月，终于盼到云开疫散，稿件也总算尘埃落定。 
  拨开云雾见太阳：施玉英 
  白内障复明手术，犹如为患者拨开眼前的云雾，施玉英主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让患者重见光明的医术。 
  施玉英的名气，除了业内人士知晓，在患者中也叫得响亮。这一点从学术泰斗季羡林老人的文章“大放光明”中可见一斑：“有病必须求医，这是常识，而求医的首选当然依然是同仁医院，是施玉英大夫。可惜施大夫因事离京，我等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中耐不住，奔走了几个著名的大医院。为我检查眼睛的几个著名的眼科专家，看到我动过手术的右眼，无不同声赞赏施玉英大夫手术之精妙。但当我请他们给我治疗时，又无不同声劝我，还是等施大夫。这样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 
  名人写施玉英的文章，我还拜读过画坛巨匠吴冠中大师的“送盲”。“一树梅前一放翁”，牢记恩师“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教诲的吴先生也是施玉英的病人，他在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患眼疾后对光明的期盼：“在灰暗中我构想一个天堂，那就是同仁医院，我心目中有一个上帝，那就是施玉英大夫！” 
  施玉英197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两度进修。在国外研习期间，她经常通宵达旦地练习手术技巧，阅读文献，与美国同行切磋技艺，她超人的才能和勤学苦练的精神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赞扬。学习期满回国后，她努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每年大约实施白内障手术千余例，是我国最早熟练掌握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眼科医生之一，也是国内完成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由于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她手术的病人95%以上可获得良好的视力。美国“世界白内障人工晶体基金会”特此向她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白内障复明手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她还连续多年被北京市残联评为白内障工作先进分子。 
  也许人们不知道，施玉英还主持过电视节目。2001年初，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策划《情系西藏—光明行》，当编导征寻专家主持人选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她。但是一台现场直播节目的成败，主持人决定一半命运，大家担心，一个平时低调的眼科专家，会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 
  这种担心最后被事实证明是多余的。节目直播那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施玉英端庄秀丽，从容不迫，与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经蓓出色合作，为节目增添了光彩。 
  就这样一位在白内障专业经验独到的领军人物，由于病人太多，工作十分繁忙，似乎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稿子几乎是我硬着头皮催出来的。当终于拿到那张图文并茂的光盘时，我竟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半。   
  约稿人语(2)   
  因势引流疏导：张舒心 
  隔着一排排绿色的餐桌，我听见吧台呼叫张舒心。只见她脚步匆匆地去接电话，头发依然是短短的，黑而浓密；脚步依然是轻盈的，富有弹性，认识她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个电话打得很漫长，我焦急地等着。在一个单位工作，却经常好久不见面，如果不抓住她催一下，还不知何时再碰上。听说她要出差，我得提醒她带着笔记本电脑——交稿的期限已经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