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无耻朝士，多拜在其门下。崔呈秀心狠手辣，连他的同党亦都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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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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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缢
  像客、魏一样，崔呈秀的亲属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明史本传》载：
  （崔呈秀）子铎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唯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
  上述人物中，孙之獬值得顺便提出来“介绍”一下，他是蒲松龄的同乡，山东淄川人，降清擢为礼部右侍郎。当时服饰并无定制，连满洲的官服，都是孝庄太后的一个宫女匆匆设计而成。降清的明臣，束发戴加贤冠，长袖大服，与拖着辫子用马蹄袖的满臣大异其趣。殿阶之间，亦分满汉两班，各不相涉。
  哪知，无耻的孙之獬有一天突然改穿满人装束，想列入满班，满班以其汉人，不受；再回入汉班，又因为服饰不同，亦不受。孙之獬进退失据，大为狼狈，于是恼羞成怒，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尔衮大为赞赏这几句话，因而有“薙发”之令，汉人以衣冠沦亡，痛心无比，不从薙发令而死者无算，都是孙之獬造的孽。到了顺治三年，山东布衣谢迁起义兵抗清，攻入淄川，首先就找孙之獬，被报复甚惨，而咎由自取，诚可谓“可怜不足惜”。
  当思宗即位后，阉党都知魏忠贤必败，有人便以“自相残杀”作为效忠新君的表示，杨维恒和贾继春就以崔呈秀为目标，上疏力攻。崔呈秀请求解职，思宗犹以温谕慰留，三请而后得回乡。不久，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知不免，决心自杀，死前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动作，《明史本传》：
  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珍异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以后“定逆案”，阉党以崔呈秀为首，开棺戮尸。当魏忠贤盛时，崔呈秀上疏称颂，有“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的话，传到外边，朝野哄笑。而与崔呈秀同样恬不知耻者，则有曹钦程，他是江西德化人，先谄事汪文言，汪败后由其座主冯铨的引荐，拜魏忠贤为义父，成为“十狗”之一。
  五十五、曹钦程尤为无耻
  曹钦程在群小中尤无耻，日夜奔走魏忠贤之门，摇尾乞怜的卑谄之态穷凶极恶，因此阉党亦羞于有此同类。吹、拍原是做官这一行的大学问，拍马尤贵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曹钦程肉麻得过了分，连魏忠贤都觉得吃不消，因而有点讨厌他，加以阉党说他的坏话，所以魏忠贤责以“败群”。天启六年正月，为人所参劾，魏忠贤毫无顾惜地摘了他的纱帽。动身回江西以前，他向魏忠贤去辞行，说是“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又哭了半天才走。
  等魏忠贤一死，思宗“定逆案”，曹钦程在“首等”，论死，但不是斩立决，关在监狱里许久。他的家人与刘志选的家人差不多，先还常常送牢饭，到后来就不管他了，曹钦程便在监狱中“掠他囚余食，日醉饱”。逆案后来有翻覆，论死者多未死，曹钦程就在刑部大狱中关了十几年，到李自成入京师，曹钦程“破狱出降”。等到吴三桂请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山西一带，曹钦程跟在一起，不知所终。
  大致“十狗”者专以谄媚为能事，除曹钦程以外，为首的“狗头”是周应秋，他是江苏金坛人，当到左都御史。此人的拍马方式又与众不同，家厨绝妙，尤善于烹制猪蹄，魏良卿常到他家去做客，非此味不欢，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煨蹄总宪”。总宪者，都御史的别称。
  天启六年七月，周应秋调任吏部尚书。明朝六部权重，吏、兵两部尤甚。周应秋获得了这个要缺，学严嵩的样，勾结文选司郎中公然卖缺分赃，而清流未尽者，周应秋随便找个借口，拿他们或降或调，无日无之。杨涟、左光斗死在狱中，周应秋半夜得到消息，敲开他门客的卧室，说是：“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小人陷害君子，有些心知为非，而利害所迫，不能不出以辣手；亦有些确实以为正人君子该死，如周应秋以及清末的徐桐等等，都是这类丧心病狂的妄人。
  在阉党中，亦不是个个能保富贵。魏忠贤很难伺候，稍有忤犯，顿时失宠，但有的是良心未死，说了几句正论，不为魏忠贤所喜，而有的只是无意中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应当分开来谈。
  五十六、石三畏无意中犯忌讳
  前者可以王绍徽为例，后者可以石三畏为例。王绍徽原以排击东林出名，曾经编过一部《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拟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拟作“及时雨宋江”，杨涟拟作“大刀关胜”，汪文言拟作“鼓上蚤时迁”。而崔呈秀所进的《天鉴录》，则以王绍徽与于“真心为国，不附东林”之列，因此左光斗被逐后，王绍徽得代以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地迁升为吏部尚书。魏忠贤叔侄要加官晋爵，王绍徽无不唯命是从，但他亦有不可抹杀的一面，《明史·阉党传》：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
  按：史书称某某建筑物“灾”，都指火灾，而“王恭厂灾”是火药爆炸，《旧京遗事》言：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又《畿辅通志》及《两朝从信录》亦皆记其事，时间在天启六年丙寅五月，非乙丑。火药局爆炸，当然是管理有问题，这与天然的灾难不同，确是当政者值得警惕的事。王绍徽以此上言，虽“得谯让”，仍有所陈：
  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因此，王绍徽为阉党中后起者所排击，魏忠贤未有表示，削职而去。
  石三畏为魏忠贤“十孩儿”之一，又跟崔呈秀有密切关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有一天他到亲戚家赴宴，魏良卿亦在，伶人来请点戏，石三畏喝醉了酒，忘却忌讳点了一出“刘瑾酗酒”。魏良卿回去告诉他叔叔，魏忠贤以为石三畏有意讥讽，大怒，革了他的职。及至魏忠贤事败，石三畏反以此为功，得复官为御史，后来为人所劾，指出真相，依旧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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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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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小人之为小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只问利害，不讲道义。当魏忠贤将败时，阉党中“内相携贰”，以设法攻魏忠贤或其同类求自保其身家爵禄的，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老牌”的阉党霍维华和贾继春在内。
  霍维华以攻王安为魏忠贤立下第一功起家，与崔呈秀同为魏的谋主。熹宗得病，魏忠贤认为是“灵露饮”吃坏了，而进此“仙方”，有霍维华参与其事，因之失宠。霍维华心里害怕，便起了叛魏之心。当时关外用兵，袁崇焕有宁远大捷，清太祖努尔哈赤竟因此愤恚而死，论功行赏，霍维华以兵部侍郎署理尚书，至是真除，并恩荫一子为锦衣卫千户，霍维华“虑有后患”，想摆脱阉党的臭名，所以力辞恩命，请求把荫封让给袁崇焕。魏忠贤知道他的用意，“降旨颇厉”。如果熹宗不死，他迟早会被魏忠贤驱逐回乡。
  思宗即位，霍维华与杨维恒百计弥缝，避免牵涉及于魏忠贤，因而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但在京还不安全，想借“行边”的名义避到关外。按：兵部尚书行边，即等于国防部长视察前线，名正言顺，自无不可。哪知有个言官顾继祖识破他的奸计，上疏说道：
  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
  因此，思宗不准他出关。逆案一起，霍维华充军充到徐州。按：充军是俗称，这个刑罚称为“流刑”，明朝的流刑与唐朝相同，分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称为“三流”，各杖一百。路程以京师起算，不问地方好坏，这里面就有人情好托，霍维华大概在刑部有人照应，所以充军能充到徐州这样很不错的地方。
  到了崇祯七年，徐州以南、宿迁以北的骆马河淤塞，霍维华想利用这个机会复起，建议自宿迁到徐州开一条新运河，引黄河水通漕。结果，征用民工，费银五十余万两，而运河没有开成功。明思宗这个人对赏罚向来轻率，看霍维华治河无功，立即下狱论死。
  五十八、阉党结局非死即充
  “五狗”、“十孩儿”大致是替魏忠贤出坏主意，出头做猫脚爪，至于荼毒正人的实际执行工作，则另有其人，文的是“五虎”，武的是“五彪”。
  “五虎”以崔呈秀为首，依次是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寺正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