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但出乎敌人的预料，“反叛”事件竟时有发生，使关东军甚为恼火。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45年8月，伪军造反事件大小不下百余起。    
    东北人民，包括伪军警在内，在日本侵略者长期统治压迫下，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有一天把日本侵略者通通消灭，以解心头之恨。但由于力量不足，时机未到，所以还是比较零散的。比如,1935年1月29日,伪密山国境监视队部分官兵发生兵变,打死2名日本中尉、1名少尉军官后,携械进入苏联境内。一年后的同一天,1936年1月29日,驻东北东部“满”苏边境全厂沟的伪军一部108人,在周连长率领下举行暴动,击毙日本军官3人,焚毁营房后,携械进入苏联境内。1941年1月4日,驻哈尔滨西南郊王岗附近的伪军第三飞行队的部分士兵,在班长苏贵祥的带领下,切断营区电话线;打开武器库,取出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匣枪12支。军刀100把、各种子弹8700多发;捣毁3驾飞机;打死日本军官2人和伪军军官李德三等11人,率两个连的85名士兵举行起义,投奔抗联。6日,起义部队在肇州境内遭遇日伪军堵截,展开激战。虽然消灭了大量敌人,苏贵祥等大部也壮烈牺牲,一部被捕,只有少数突出重围。1943年6月12日,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军事部最高顾问楠木隆中将视察驻富锦县东北五顶山伪军部队时,一名士兵突然冲出队伍,向他们连发数枪;但由于过分紧张,未能击中。由于事发突然,在场伪军都愣住了。等反应过来,行刺士兵已骑马逃离现场。第二天这位士兵被敌人发现,赶到松花江边,跳江自杀。及至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北人民，特别是伪军中的爱国官兵，反抗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短短几天里，大部分伪军部队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造反事件。    
    首先，在日伪统治的心脏长春，为溥仪保镖的伪禁卫步兵团、专门镇压人民的伪首都宪兵团和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及伪警察纷纷反正，至8月14 日已控制了市区、挂起了中国国旗。他们还袭击了伪首都警察厅，打死关东军总司令部参谋2人。    
    驻东部边境地区的伪第6、7、11军管区的伪军大部反正或逃散。伪第1 师驻勃利的骑兵团(团长靖兰坡)和炮兵团一部反正，俘虏伪师长秋山秀，杀死日本军军官数人，向苏联红军投诚。驻宝清的伪步兵第11旅第28团于8月13日反正，袭击了日本开拓团；驻镜泊湖畔的第30团于8月16日杀死日本军官4人后逃散。伪步兵第3旅驻东京城的第7团第2营8月17日杀死营长后逃散。伪步兵第7旅驻佳木斯的步兵团，杀死全部日本军官反正。    
    驻西部伪兴安地区的伪第9、10军管区的伪军也大部反正，有的逃散。8月11日，伪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弃军潜逃，所属部队杀死全部日本军官反正。同时，伪第10军管区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反正，软禁了伪司令官郭文林，将65名日本军官除27人逃走外全部杀掉。12日率部到乌兰哈尔嘎那向苏军投诚。    
    其他各伪军管区、江上军，以及在关外的伪军都有大量反正或逃散者。伪满军顷刻瓦解。    
    伪军造反事件，从时间上看，持续时间长。从1932年到1945年的14年间，基本上每年都有发生，只是次数多少不同。总的来说，是两头多，中间少。前头1937年以前多，是因为日伪统治尚不巩固，抗日武装斗争比较活跃，造反的条件相对较好。后头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败势已成定局，埋藏在伪军官兵心中的怒火顿时大爆发。中间少，是因为1938年以后抗日武装力量削弱了，日伪军事力量增强，日伪对伪军的控制更加严密，造反的条件变差了。    
    从造反空间看，分布地域广泛，遍及伪满20个省市中的17个省市，40多个市县。其中伪三江、东安、牡丹江、间岛、通化、吉林等东部6省共有28个县，占地区总数的60%。因为这些地区是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的活动地区，伪军易受影响，便于联系，起义条件较好。    
    从造反人员看，非常广泛。有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等。其级别，上自伪军政部总长下至班长、士兵各级都有。    
    从造反的军兵种看，相当齐全。有步兵、骑兵、空军(地面部队)、江上军、炮兵、高射炮兵等。    
    从造反的规模看，大小不一。有成旅、团建制的，也有几个人联合的。    
    从造反性质看，大部是起义、反正和哗变，少数是刺杀、逃亡、暴动。    
    从造反人员的去向看，大部分投入抗战;一部分举事后进入苏境；一部分逃散。    
    伪军造反一方面打击了敌人，另一方面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伪军造反大部分成功了，也有少数失败了。即使失败了，对敌人也是一个打击。如伪空军第3飞行队起义失败了，但事件发生在日伪控制严密的空军，发生在关东军特务机关总部所在地、中心城市哈尔滨，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近10年之后的1941年，其对敌人的打击和国内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伪军造反，动机不一，目的各异。多数是出自民族正义，爱国之心，包括一部分因受敌人压迫深重而进行的报仇雪恨之举；也有的是迫于形势而反正、哗变的；还有个别是进行政治投机。有的是单一原因，有的是兼而有之。但不管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如何，而对侵略者的“反叛”，给敌人的打击都是一样的。一样使他们震惊，一样使他们伤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向认为是与“大日本皇军一德一心”的任其驱使的傀儡军队，竟会“背信弃义”，反戈一击。其实，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自作自受。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军的造反(1)
    关东军作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的主导者，不仅在政治上是伪满政权的“太上皇”，而且在经济上推行“统制经济”和“日满一体化”政策，将伪满经济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经济体制之中，把东北变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大肆进行资源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    
    伪满经济与伪满政权的发展相适应，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时期。第1个时期，1932～1937年，是伪满经济的形成和确立时期。伪满的经济基础，首先是由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和劫掠建立起来的。同时关东军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建立起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第2个时期，1937～1941年，在关东军的主导下，伪满政权提出“产业开发”、“百万移民”和“北边振兴”三大国策，使伪满经济成为适应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需要的掠夺性经济。第3个时期，1941～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实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使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达到高峰，东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中国人民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第一节伪满“统制经济”的确立[1]一夺取东北经济命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完全霸占东北的资源，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关东军在制造伪满傀儡的政权的同时，便千方百计地掠夺东北的经济命脉，为其奠定经济基础。    
    1攫取东北铁路交通权益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满铁长期以来梦寐以求要攫取东北全部路权。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可以分为中国、苏联、日本和英国四个系统，与日本相关的铁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本独资经营的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第二种是日本借款的中国国有铁路，即吉长、吉敦、四洮、洮昂铁路，这部分铁路满铁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权，但未全部霸占。第三种是中日合办的金福、天图等铁路，实际由满铁经营。事变后，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开始全面攫取东北的铁路、水运等交通权益和设施。    
    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向满铁发出了“关于铁路委托经营及新线建设的指示”《满铁史资料》第二卷，第四分册，第1108页。,要求满铁抓住事变的绝好机会，从速实行下列事项：①满铁会社拥有借款关系的铁路以及其他中国各铁路之委托经营；②已经同中国订立合同的铁路及军部希望的铁路之修建。于是，满铁伙同关东军开始攫取东北路权，10月23日，在关东军和满铁的筹划下，成立了伪交通委员会，名义上委员长由汉奸丁鉴修担任，实权则掌握在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村上义一等日本顾问手中。夺取路权的行动，从事变爆发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在辽宁，事变第二天，关东军就切断了沈阳总站与北宁路的联系。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54页。9月21日占领了沈海铁路抚顺站，24日又对沈阳总站实行了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