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1932年8月军部制订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向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发动进攻。《大本营陆军部》(1)，第338～340页。为此，从1933年开始，着手在“满苏”边境建立所谓“国境阵地”系统。1936年8月军部中央又制订了《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完成对苏战争准备。《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86～191页。据此，关东军于1937年7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在其基本方针中指出“满洲国政治，经济各领域，要以近似战争状态进行组织运行”。在其要领中提出，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各种“国防设施”的建设，完成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加强“日满一体化”等《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688页。,旨在把伪满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从上述日本对苏战备出发，关东军分析认为，从“国防”上看，目前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日苏兵力对比有较大差距，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加强守势战略。“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进一步决定将所谓“防卫线”推进到“满苏”边境，在大、小兴安岭外侧建立防卫地带。从政治上看，伪满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统治力有所增强，但对边境地区的行政指导力较弱，不利于对苏战备。从经济上看，要在边境地区加强对苏战备，就要有可靠的军需保证，必须增强交通力，实现自给自足。就是说，关东军从总体战认识出发，认为必须增强在北满的综合实力。这是北边振兴计划出台的重要背景。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的侵略更为疯狂。在攻陷南京之后，军部狂妄地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投降。遂企图向北展开对苏攻势。    
    1938年7月，日军侦察到位于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有苏军活动，担任这一地区防卫任务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认为，“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确保所谓“边境”安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文本，第80页。这一事件使关东军感到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国防建设”。1938年12月，关东军以“内部指导”的形式，向伪满提出了《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的要求事项》，要求伪满依据“日满”共同防卫原则，作为对苏作战准备，加强北满的综合性开发。其要点是：第一，在伪牡丹江、黑河、间岛、兴安北、三江省等边境各省，设定“国防建设”重点地区，到1941年达到完成对苏战备的军事设施建设；第二，加强上述地区的交通、通讯、物资、移民、军事工业等；    
    第三，强化边境地区行政机构；第四，设立专项经费。    
    接着，由关东军第4课长片仓衷等人组织伪满政府有关人员，进行了边境调查。然后在伪满政权设立了国境建设方策委员会，制定国境建设的计划和方案。1939年5月11日，伪满制定了《国境设施建设基本纲要》，15日发表了《北部边疆振兴计划》，18日又发表了《北边振兴之声明》，把“北边振兴”正式作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所谓“三大国策”(6)
    北边振兴计划表面上标榜为“国防建设”、产业开发和振兴民生，但根本点是以完成对苏战备为目标，进行综合性“国防建设”。计划以1939年6月至1942年5月三年为期，预计投资总额10亿元，其中伪满政府负担2亿元，满铁为6亿元，特殊会社为2亿元。涉及地区为伪间岛、牡丹江、三江、黑河、兴安北、东安和北安省等7省。    
    这项计划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工程计划相配套，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整备交通、通讯设施。铁路由满铁按既定计划逐步推进。1939年4月，伪满与满铁签订第5次契约，开始修建第6次线，其中新线建设总长为620公里，重点是复线工程，总长1448公里。1941年3月又签订第6次契约，开始修建第7次线，其中新建7条线总长698公里，复线总长395公里。这两次线的修建是“三大国策”的重要内容。其中在若干边境铁路也修建了复线，就是为了实施北边振兴计划。公路重点是加强军用“国防”公路建设。计划新建7000公里，改修5800公里。通讯重点推进通讯干线地下电缆的建设，并增设4万公里有线通讯线路，以及加强有无线通讯、邮政通信和航空设施建设等。    
    第二，电力、供水和城镇的整备。计划增建30个发电站所，完善供水设施，提高城镇功能,为日军进驻提供基本保证。    
    第三，确保移民和劳动力。向所谓“国境接壤地带”大量移住日本和朝鲜移民，使之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为保证各种军事设施的建设，强化劳动机关，确保劳动力的供给。    
    第四，确保物资供应，为此设立物资调配委员会，与物动计划相适应，统一管理生产和生活资料。增建仓库，建立保证计划实施的物资流通体系。    
    此外，还有防空、防疫、强化行政、福利保健等许多内容。    
    为保证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日伪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政治上，设立了“防卫委员会”，由当地日军参谋长任委员长，实行一元化领导。缩小边境地区行政区划，部分伪省长、县长由日本人担任，以提高边境地带的日本化。加强协和会以及各种国防团体（如军人后援会等）的建设，提高边境的军事化程度。在经济上，为保证“北边振兴特别会计划”的落实，伪满于1939年5月发布了《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以发行公债方式对东北人民进行搜刮。    
    北边振兴计划原定三年完成，但从实行伊始，就因物资和劳动力的不足，遇到困难。从第二年起就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一道转入重点主义。计划一直拖到1944年才撤销该项特别会计划。不过日伪驱使中国人民还是完成了许多工程建设。在铁道方面，绥宁线、和龙线、绥佳线、墨霍线、虎林线等边境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公路方面，按计划修筑了第一线军用道路，第二线特殊道路和第三线开拓团道路等，完成里程为8500公里，占计划的70%。在航空方面，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机场和航空设施。仅据伪满总务厅次长谷亨回忆，军用机场就有420多处。《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87页。通讯方面，地下电缆只完成一小部分，无线通讯和有线设备有所充实，在保证军用通讯上有明显提高。电力建设，主要有1942年镜泊湖水电站开始发电。其他电力设备得到改善，重点供应军需电力。城市建设，主要是军用宿舍，兵营，医院等的工程，大体完成70%。物资供应也是以保证军需为主。劳动力是最严重的问题，虽然日伪到处欺骗，强抓劳工，但仍满足不了建设的需要。因而采取所谓“勤劳奉仕”（无偿劳动）的办法，强迫中国人民出劳役。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其实质是“国境地带军事化”建设。在计划实施上重点突出军事设施建设，以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相配套，这一时期主要是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事基地建设。第二线基地的重要据点是关东军旅团以上司令部所在地。所以军事设施十分庞大，除军用房舍、兵营、军械库等必备设施外，还有医院、学校、邮政乃至“慰安所”等附属设施，仅以孙吴县为例，以前是只有几万人的小城镇，由于关东军在这里配置重兵、指定为重要军事据点，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建设，有师团司令部、部队兵营、俱乐部等等。日军竟把孙吴与北满重镇哈尔滨相比，称为“大大的孙吴，小小的哈尔滨”。第三线军事基地，主要是物资供应、兵员提供等后勤保障基地，也是开拓团的重要移植地。如东满的东宁、绥阳、穆棱、密山等地，北满的孙吴、瑷珲、呼玛、北安等地，都建有日军的重要仓库，以及大量开拓团。    
    与这些军事设施相适应，关东军进行的“国境阵地”建设进展也很快。自1933年军部决定修建“国境阵地”以后，关东军很快组织测量队，对准备修建工事的地点进行了测量和制图，于1934年6月开始正式施工，到日本战败投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期，前期为1934～1939年，分东部、东北部、北部、西部，修筑了东宁、绥芬河、半截河、海拉尔、黑河、虎头等14个国境阵地的主阵地。后期，从1940年至日本投降。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坎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开始重视西部边境的战略价值，加强了对西部“国境阵地”的建设。同时又在东北部松花江流域和小兴安岭东侧修筑了若干辅助阵地，并加强了二线阵地的建设。主要有富锦、乌尔古力山、凤翔、牙克石、阿尔山等阵地。随着“国障阵地”的建成，关东军从1938年3月开始，按照“国境阵地”序号，先后编成了第1～14国境守备队，总兵力达2万多人，相当于两个师团。其中以第8（海拉尔）、第1（东宁）、国境守备队最为强大，兵力编制分别为6201名和458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