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在这一时期，日伪统治者利用所谓的“王道”,既利用中国旧有的封建意识形态，政治伦理道德思想，又利用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人民，腐蚀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日伪统治者借以消除东北人民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来达到使东北人民驯服于其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向东北人民极力灌输“建国精神”以及“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殖民统治思想。同时着重宣扬日本乃是新国家――“满洲国”的友邦,伪满洲国的建立全仰仗“友邦”日本出兵援助的结果,进行欺世盗名的宣传。    
    1934年3月，伪满政权改为君主制，溥仪称帝。于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之下，溥仪首次访日，拜谒了日本裕仁天皇。溥仪归国后，随即发表《回銮训民诏书》《满洲国史》总论,第433页。，大肆吹捧日本天皇的统治体制和为日本制造伪满洲国歌功颂德。诏书中宣称：“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各族人民都要“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此后，日伪统治者大肆宣扬“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伪满洲国精神的根本。日本统治者还胡编乱造将中国古代固有的道德说成是来自日本的“东方道德”,将中国的“王道”说成是日本的“皇道”,并用日本的“皇道”取代了初期的“王道”。1936年9月关东军则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满洲国史》总论,第604～608页。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伪满洲国是日本建立“皇道联邦”大帝国的一员，日本是伪满洲国的“盟邦”。为此日伪统治者向东北人民灌输“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以及所谓的“东方道德”、“忠孝大义”等奴化思想，运用日本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统治理念――皇道，来愚弄奴化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使其成为效忠于伪皇帝，效忠于日本天皇的驯民。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开始实行全面战时体制，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也逐渐向战时体制转变。此时，日满之间所谓的“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也进一步升级为“日满一如”、“日满一体化”。虽然日本统治者在伪满迅速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日满一如”、“一体化”，可是要达到彻底兼并东北,将东北划归自己的版图之内，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还必须实现精神方面的一如、一体化。为此，日本关东军开始酝酿新的殖民文化统治政策，即借助于日本的神灵，统一日满精神信仰，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来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实行灭种亡族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    
    1940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关东军以此为契机，在其一手安排策划之下，溥仪二次访日。归国时把日本的开国元神天照大神捧回，随即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该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日本统治者在彻底兼并东北和奴化东北人民精神，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面又有重大升级。诏书中声称，伪满洲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日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故在“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且着重指出“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要求所有东北人民要“克体朕意”、“力行弗懈”。    
    该诏书明文规定，惟神之道为伪满的立国之本，把日满两国的立国之根本统一起来，即是基于“惟神之道”。声称，伪满的建国和发展，全是依赖日本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的保佑，故把日本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加以奉祀。日本的神道成为伪满的国教，统一了两国的宗教信仰。日满两国也由“一德一心不可分”之盟邦发展成为日满“一神一崇”之“亲邦”。日伪统治者据此诏书之神髓，进一步调整强化了其对东北殖民地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思想上向东北人民灌输以“惟神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建国精神”，实行的“尊皇敬神”、“报恩尽忠”为内容的愚民化思想统治，潜移默化地摧残和消融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征服，使其皇民化，来达到其吞并东北，将东北划归为日本版图之内的最终目的。    
    在文化统治上，日伪统治者根据战争时局的变化和日本基本国策的制定，以及诏书之精神，更深程度地加强了其文化统治政策。1941年3月伪国院弘报处制定并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将东北的文化事业完全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为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而摇旗呐喊。《要纲》规定，文艺只能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还规定，要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其实质即向伪满大量倾销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日本文化来同化和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一种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殖民地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典型殖民地文化统治政策。    
    纵观关东军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在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当中，始终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是以日本政府既定的国策为轴心,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的;随着军事侵略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强化、演变的。运用欺骗、强制等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思想毒害，残酷的精神统治，恶毒的文化统治。使东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财，精神上无助，文化上无知的苦难之中，蒙受了亡国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