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季的三世情缘

全国解放之后，我固执的申请调回吴县，并随即辞去了延安大学里的一切职务，那时的吴县已经更名为苏州市。在我离开延安的时候，叶国风说等我回到吴县后就找个机会去罗梦良家旧宅的梧桐树下看看，在那次最后的会谈中罗梦良说他在那里埋了一些东西希望我们回去之后挖出来并帮他暂时保管。
    珍儿随我一并回了吴县，回老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安排去了苏州市一中教书——那所中学也正是珍儿转学去的那所学校。那时正赶上是暑假，我带着放假在家的澜生和珍儿一起打扫旧宅，除了屋子中的尘土厚了一些，所有的一切似乎还和上次离开的时候一样，我想尚小瑜在时一定会是常来打扫的。碧凤坊还是碧凤坊，但是在我的眼中它却已经变了模样。原来的住户大多都已搬走了，新来的人家又都是些陌生的面孔，于是这里就变得物是人非了。
    罗梦良家的大门紧紧的关着，上面贴着黄底黑字的封条昭示着那里已经被政府收归所有。我忽然有些担心罗梦良说的那个埋在梧桐树下的东西，于是就让澜生想办法去把那里的东西挖出来。澜生说可以等到晚上翻墙过去，但我又有些担心，因为那时全国都在狠抓反革@命分子，稍不留神再扣个“反@革命”的帽子就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了。那时中央下来的工作组隔上三两天就会从城里拉走一车人，那些人被五花大绑地绑着，据说都是从城里搜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我于是又有些担心，就让澜生去给我找把梯子来，这样即使被发现了也就我一个人来承担后果就是了，但是澜生却执意不让，并在当天的晚上带着一把铁锹悄悄的翻进了罗梦良家的旧宅。那一晚，我和珍儿就站立在门前瞭望，心中的紧张无法言语，那一刻，时间显得非常慢，时钟的钟摆就像是在心中滴答作响。尽管只是取回朋友的东西，却感觉像是什么鸡鸣狗盗之类的事情。好不容易等到澜生从墙里探出头来，我赶紧示意他外面没事并让他赶紧下来，他这才又利索地爬上墙头，我走到墙根下，他先把一个两尺见方的盒子递给我，然后又说：“妈，你躲远一些。”
    我向后倒着走了几步，并不停向街道两边观望，珍儿正在远处焦急的看着这边。我看澜生跳了下来就紧张兮兮的问他：“埋东西的地方收拾好了？”
    澜生笑着说：“好了，好了，我还踩了踩，回头来一场雨也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我们又招呼珍儿，并一起快步的走回家，那时，我感觉自己似乎真的就成了一个特务。
    回到家后，我把那个木盒放在桌子上，这才忽然感觉出这盒子的重量似乎并不太沉。珍儿有些好奇的问我说：“这里面是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只是你罗叔叔让我们代为保管的。”我看着盒子说，其实我对这里面的东西也有些好奇。
    一旁的澜生说：“不如打开看看吧，我们不乱动里面的东西就是了。”
    “那也不行，这里面装着别人的隐私，我们不能那么去做。”我态度坚决的说，然后又让澜生收拾好盒子并放进了衣柜的深处。
    一年后，澜生大学毕业，并留在了上海铁路局工作。我曾对于修理火车那样的大块头有些怵头，澜生笑着说：“别看那东西块头大，可是掌握了那些机械理论，修理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还饶有兴致说起了解放前几年的一件趣事，因为蒋@介石要删减学校教育经费，学生们非常不满意，三千多学生就要去南京的总统府上访，火车站见了就停开了所有的火车。后来学生们在厂房里找到一个车头和二十七节闷罐车厢，由机械工程系的学生自行动手组装并开出车站。政府见了大吃一惊就命人急忙拆掉一段铁路，这时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就利用路边工具材料重新铺好。政府兵到了后来又拆了一段并收走材料，学生们就拆后段补前段，最后到达了南京。一直多少年后，澜生都还对此津津乐道，我对此也是赞叹不已。
    没过多久，叶国风在完成西北边境的剿匪任务后复员回家，并被委派到苏州市的金家坝镇当党委书记。虽然金家坝镇和碧凤坊之间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近很近了。在那个解放初期，全国各地都是一派汹涌的生产浪潮，所有的人都在那种解放热情的迸发后急不可耐的投入到劳动之中，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渴望已经让他们完全忽略了那种体力上的透支。苏州的这些村镇也不例外，叶国风常常忙碌的周末都回不了家，但我还是支持他的工作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在曾经的年轻时代追逐过的梦想，现在我们既然找到了方向，就应该朝着那里大踏步的前进——纵然累了一些也是值得的。每次见到叶国风匆匆离开的时候，我都要叮嘱他要按时吃饭并注意休息，毕竟我们都是年近五十的人了，而我对于革命和生产之外的幸福时光还有着一些出于私心的奢望。
    农业大@跃进的那一年，当全国都在铺天盖地一般的放卫星的时候，我把我的女儿也放了出去。珍儿在那一年考取了浙江的一所专科学校，叶国风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闲不下来，我只好自己带着珍儿去杭州。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了一种近乎“独居”的生活，但我却没有时间感受那种孤独，白天要不停的讲课，晚上则要不停的批改作业和备课。既然全中国的人都在那么努力建设新中国，我也不能自甘做个落后分子啊。而且我也很喜欢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朝气蓬勃，学习刻苦，每个人的胸怀里都有着那么一个伟大的梦想，为了他们的前进，我还真是心甘情愿的去做一颗铺路石。那时，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我和叶国风都觉得无怨和无悔。
    随着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如火如荼，人民公社的时代也随之到来了。叶国风所在的镇子根据市政府的指示成立了“金家坝镇红旗公社”，并在各村之中建立起了生产队。因为要“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所以就要把原来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全部无偿充公。于是，叶国风就整日的带着人挨家挨户没收自留地、自留畜和果木，那时甚至院中的鸡鸭也要收入公社的鸡舍之中，并说在收入公社鸡舍之前，鸡生的蛋也要交给公家，否则就是犯了法，那是必然要挨到批@斗的。没过多久，公社里就建立了牛马牲畜场、“万头猪场”和“万头鸡山”，叶国风说那是公社里的人下到各个大队从百姓家里征收上来的，那时候，满大街都是牵驴赶猪，追鸡捉鸭，真是有些“鸡犬不宁”，看着那些失魂落魄的农家，他的心里也是非常的不忍。但是国家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谁也抗不下那个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共产风”也就如此肆无忌惮的吹了下来。我的老家也在那时建立起了公社，我曾经回家过一次，不仅那些做豆腐的石磨之类的工具都充公了，甚至连家里的锅、碗和勺子也都充公了。生产队的解释就是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所有社员的口粮就都放在了生产队里，家中的那些做饭和吃饭的家什自然都是要上交的。父亲起初并不情愿，但随后就被生产队的食堂断了口粮，然后就是那些干部们的轮番谈话，父亲最后只好扭过头叹了口气说：“拿走吧，都拿走吧。”至于那些石磨工具被拉去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自那之后，附近的人就再也没有吃过豆腐，那石磨兴许是被当作一块废石头处理掉了吧。
    没过多久，城里也刮起了“共@产风”，学校里的食堂摇身一变就成了公共食堂，从那时开始，去食堂吃饭也就不用再花钱了。我并不反对公共食堂，只是觉得公共食堂的饭菜忽然变得异常难吃了，那些没油没肉的土菜到了嘴里就如同嚼蜡一般，这让我总是不由衷的想起在重庆时的那些苦日子。有的老师开始发牢骚，但很快就被学校的领导拉去谈话，没过多久就是一番毫不留情的批@斗。那时学校的校长在会议室让我提意见，我就说：“该吃的吃，该说的说，斗就不要斗了，又不是阶级敌人，自己人就不要和自己人较真了。毕竟再难吃的饭菜也饿不死人。”
    校长立起眉毛说：“于老师，你这话怎么说？”
    我就说：“在这个大学校里，老师们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的重任，光是吃糠咽菜的话会打击同志们的积极性的。学校应该考虑给老师们开个小灶，补充补充营养，培养培养干劲。”
    校长琢磨了一会儿，说：“于老师是老革命同志了，他说的话挺有道理。我们大家散会后都回去想想，如果可行，咱们就给上头打个报告，看看能不能给老师们开着先例。至于李老师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
    会议室里立刻想起了热烈的掌声。
    给老师们开小灶的报告最后还是无疾而终，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望着公共食堂的方向“望堂兴叹”，这也算是一种无奈了。
    那年的暑假，珍儿并没有回家，她在来信中说学校正在组织大炼钢铁，她们也被派到一个穷乡僻壤的乡下去寻找铁矿。至于这群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如何在那里寻找铁矿，她却是什么都没说。我想也不外乎是拿着镐头去刨山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