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季的三世情缘

人民公社拉开了乌托邦的帷幕，然后大家就看到那三面红旗开始在祖国各地高高飘扬。可是正当很多专家们在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正在着手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时，三年的自然灾害发生了，苏州的城内城外忽然涌现出了很多要饭的乞丐。可是那时的苏州虽然没有发生庄稼歉收的问题，却也有了粮食紧缺的困难，公共食堂里的三顿饭也改成了两顿饭，并且多数时候都是稀饭。我问叶国风这时怎么回事，他就抱怨似的说：“副食供应困难后，政府、军队和工厂纷纷在农村办副食基地，又是要土地，又要要劳力，更有过分一些的连种子和肥料也和生产队要。等到收获的时候，他们就全都拉走，留下一大堆没有用的白条子。但是一个生产队里就那么些土地，你拿走了，老百姓就要挨饿啊。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结果却被臭骂了一堆，说我不支持革命工作，这才是让人有口难辩呢。”
    大@饥荒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据说安徽那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让人听了就觉得不寒而栗。苏州市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但是患了浮肿病的人却还是比比皆是。我很心疼那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因为没有额外的补品补充营养，浑身上下肿胀的特别明显，用手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坑。虽然后来学校给那些得病眼中的学生发了补品票，可是那半斤肉和半斤炒面对于他们来说又实在是杯水车薪，而且就算他们拿到了肉，自己也是舍不得一个人吃的，多是分给了同学和家人一起吃，自己只能分到一点点，浮肿病的状况还是没什么改变。到了后来，我就和校长商量给那些病情严重的人开个小灶补充一下影响，校长就说上次的申请都是石沉大海，这次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决定冒一次险，那就是从公共食堂中挤出一些盈余来，再用这些盈余去黑市里换些补品票。那时每到周末，我都会把班中那几个患了浮肿病学生带去我的家中，名义上是补习功课，实际上却是补充营养，我会蒸一盆的杂粮米饭，再炖一小锅的肉，如果能搞到蔬菜的话也全都做成菜。吃过饭后，我会让这些学生在我家继续学习一会，因为我家用的毕竟是电灯，他们如果回家后大多应该是点煤油灯的，而煤油烟对眼睛是很有伤害的。临走的时候，我还会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点心。那时要是能搞到一包点心并不容易，我家的点心一部分是叶国风通过关系买来的点心票，还有一部分就是澜生每月从上海回家时带来的杏花楼的糕点。当看到那么多孩子患了浮肿，我就再也舍不得吃了，一般都是攒下来留给他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非常懂事，他们把发到手里的补品票统统交给了我，我又如何能收下这些救命的东西呢，于是又把那些票散发回去让他们拿回家去“改善生活”。半年之后，那些学生的症状终于好转了，但是饥荒还在，我就让他们继续去我家吃饭。
    那个年头，乞丐特别多，在街上玩耍的孩子见到来了乞丐就会纷纷赶回家里关上院门，因为他们很担心那些乞丐会讨走家中并不富裕的粮食或是趁着家中没人拿走院子里的东西，几条街就在瞬间变得冷冷清清了。我家的门是从来不关的，乞丐来了，我就会施舍一些饭菜给他们，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懂得了世事的辛苦。那时的乞丐差不多远近各地来的都有，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凭着那一根棍子和一口碗走过来的。我后来跟一个上了年纪的乞讨者聊天，他就说家里的地都荒了，种了粮食也不长，全村人也差不多都出来要饭了，老人说话时候满眼含泪，正如他所说的“但凡家里有口饭吃，谁又会出来丢这个人，受这个罪？”“一起出来十多个人，一边走一边死，到了这里也就剩下几个了。”我后来就问叶国风：“这不建立人民公社了吗，怎么还把地弄荒了没饭吃？”叶国风听完叹了一口气说：“荒地的现象很普遍啊。锅碗瓢盆都上交公家了，谁还有那个热情干活啊。既然干不干都吃饭——还是都吃一样的饭，那谁还愿意去干啊。于是就有了‘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的现象，现在各地公社里都是‘下地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生产效率这么差，上级还总是喜欢打白条收口粮，那些地也就不荒才怪了。”
    我叹了口气说：“中央就没发现这些问题吗？”
    “党中央也总是派人下来调查的，可是下边的人怎么汇报就另当别论了。去年还一亩地打几万斤粮食，今年就变成几百斤，很多人面子上是过不去的。”
    “那该怎么办？”
    “一年就一个春季，过了季节在播种就什么收获都没有，现在再说有没有发现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你说人定胜天，可是你能让天四季如春？还好我们镇里对这苗头看的比较早，平日里坚持多动员，多生产，不然也一定会出来很多要饭的。”
    “要不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反映？”
    “这事还是我来吧，你是老师，我是基层干部，我说的话应该更有说服力些。”
    叶国风的信是我去邮局寄出去的，他说足足写了几万字，我掂了掂信封笑着说：“什么时候给我写一封这么厚的情书？”
    他笑着说：“等我退休了，我就写一本咱们的回忆录。”
    “咱们？”我沉思了一下，说：“你还有陈克己和罗梦良他们的消息啊？”
    “没有，那边书信都发不过去。而且也没人敢发，不然可就是犯了□□的罪了。你想他们了？”
    我点了点头，说：“那就在等等吧。”心中不免多了一些怅惘。
    叶国风立刻搂紧了我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你想想，他们也许就在身边了。”
    我看了看他，笑了，说：“你还真会扯淡。”
    没过多久，中央就下了一个“六月修正草案”，其中就规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因为大多人都愿意回家做饭，最后到食堂吃饭的就剩下那些五保户和单身汉们了，很快公社里的食堂也就散了伙。后来毛@主席在报纸上评论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那时的苏州市已经没有了以前那么多的戏楼，但是看戏和看电影的地方还是有的，除了开明戏院、跃进剧院和人民剧院外，还有专演苏昆剧目的新艺剧院。我和叶国风最喜欢看京剧和越剧，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一个人看戏却是少有乐趣的。到了后来，又开始“备战、备荒、为人民”，所有人都忙碌于生产和学习，去看戏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了。那时为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所有的村镇都培养起自己的民兵组织，叶国风因为是军人出身，在抓好生产之外还要负责指导各个生产队的民兵建设，于是显得更加忙碌了。学校也在那时成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而入编的除了本校的老师，大多都是个头大一些的学生，他们会定期去城外练习打靶和拼刺刀。扔手榴弹则是学校体育课上必修的科目，除了要比谁扔的远，还要比谁扔的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