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季的三世情缘

珍儿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昆山的一家刺绣厂，可是工作了没多久，“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她被调去了参加省里的工作组培训。半个月后，珍儿就被派到了苏北的射阳县下辖的一个生产队里，临时编制就是射阳四清工作团。四清工作团的任务就是宣传政策、开展查账、访贫问苦，并把那些“四不清”的干部揪出来进行教育。那时江苏省所有的城镇都派驻了四清工作团，工作团来了，原来公社里的干部就要靠边站了，因为上级的文件说的很清楚：工作队到了之后，一切的权力要归四清工作队。于是那些工作团的团长就成了公社里真正的书记。叶国风在这个时候变得轻松了一些，回家的时间也多了很多，可是当听说那些工作组下来的目的是要整那些基层的干部时，他就又坐不住了，他说：“我们公社的干部都是一些好干部，可是整不得啊。”然后，他就急急忙忙的赶回了镇子里。
    四清的时候，珍儿每年都会回来两次，除了会带些农家里的特产，就是围绕着那块庄稼地说个不停，因为驻村的工作队要和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对于农村的耕种还是很好奇的。可是轮换了两期之后，她就有些呆不住了，说那些村子太穷苦了。因为公社在交了“爱国粮”后就所剩不多了，分到社员家中的粮食也就没多少了，有时秋收过了还没多久，农户家的粮食也就没了。那时农民会在自留地里种些胡萝卜或蔬菜，等断粮的时候，这些自留地里产出东西就成了主食，但那每天都吃胡萝卜和胡萝卜叶子做成的“荠菜粥”又的确是一件极其清苦的事情。我说：“那你不会出去吃吗？”
    她听了抱怨似的说：“工作组有规定，队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去饭店吃饭，有的地方还不让买东西吃。”
    “这可是有点左啊。”
    “可不是，有时饿的不行了，我们几个人就一起走去十里之外那些不搞四清的公社镇上，用粮票买些烧饼之类的东西，再在路上吃掉后回生产队。”
    “你的口粮呢？”
    “一个月就32斤粮食，我都送给了住户家，可是那么一大家子人又怎么够啊。我住的那些农家的人都很好，有时还会特意给我做些能吃的饭，但他们自己却仍是喝的。”
    我听了不觉得就皱起了眉头，说：“解放了这么久，农村还是那么穷，干部也不容易，你们就不要想办法整人家了。”
    “我才不干那种缺德的事，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要给人家找麻烦，这怎么行。工作团里有人就爱干这个，查账查的滴水不漏，有的工作队就把着十几斤稻谷的错账把当地的干部整得要死，还逼他们交代问题。”
    “这可有些小题大做了吧。”
    “可不是，等工作组撤走的时候，人家干部又揪住他们不放，非要留下一个说法，闹得现场很是尴尬。”
    “你自己也要多注意一些，去一趟农村，顺便锻炼锻炼自己，我看也挺好。”
    珍儿听了笑着说：“其他倒是没长进，种地的本领倒是有了，无论是耕地、车水，还是栽秧，我现在也算一个好手了。”
    我听了笑着安慰她要任劳任怨，但我的心里却是十分的苦涩，只是我没有说出来。在三年的四清运动里，珍儿总共参加了四期，派驻的地方也都是在苏北的乡镇。到了后来，这个运动也就基本流于形式了，珍儿说他们可以自己买米买菜买柴，并找那些住家帮忙烧饭。因为要经常组织干部学习□□著作，到了后来，他们也就很少再去田间干活了。但是，这数万人的工作队似乎已经被省里遗忘了，随着“□□”的爆发，那些四清工作团的重要领导悉数被打倒，到了后来，就没人再管四清工作队的事了，工作团只好宣布放假。珍儿终于又回到了苏州，虽然是去了昆山的工作单位，但那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我的家。
    四清之后，农村的贫困没有太大的改观，生产队里的荒地也是越来越多，乡镇和大队里的生活都显得捉襟见肘起来。我的父亲也是在那时因为过度劳累落下了病，没过两年就去世了。我曾把母亲接到了苏州住了一段时间，但她却是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没过多久就又回去了镇里。但是她的年纪也是大了，后来又总是伤心，不久也去世了。我看见家文和他的老婆拉扯着四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就把家里的口粮匀给他一份，一些用不掉的粮票和副食票也都统统给了他。可是，即便如此，几个孩子还是常常饿的不行，并且穿的衣服也是打满了补丁。家章在美国一直没有回来，虽然偶有书信到来，却是一直被镇政府扣留住了，叶国风曾经去和当时镇里的书记交涉过，却是被一些莫名的借口推脱掉了。
    我曾经指望退休之后能够安享一个晚年，可是学校却在这时把着我不放，说我的教学水平高，又说学生舍不得离开我，并且还做了一个有着一两百个学生签名的《挽留书》。我忍不住有些感叹，其实我是想哭的，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毕竟这么大的年纪，哭出来有些不成体统。虽然已至耳顺之年，可是我觉得既然还有些能量去为国家的建设发光发热，那就接着做下去吧，于是，我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也就和□□不期而遇了。
    因为教学的原因，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般的关心政治了，我刻意的将自己阻隔在政治之外，这样在教学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些或“左”或“右”的倾向性问题。我会给我的学生们讲道理，但我只讲做人的道理，只讲公正和公平，对于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那些无关是非的错误，我会选择视而不见，因为这些的确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也犯不着拿出“小红本”中的语录来教训他们一顿或是让他们举着红皮书来发誓。圣人就那么一个半个，其他所有的人都会犯错。但是该做的事我也会做，譬如教育学生背诵“老三篇”或是学习周树人先生的文章，只是我讲得不甚深刻，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属于新社会的，对于旧社会的认识也就用不着那么的深刻，少一些仇恨对他们来说应该并不是什么坏事。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偏好古文，但我只会在自家看些典籍，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让人望而生畏，我也不得不防，并把家中一些陈旧的东西放到老家存放了起来——其中还包括从罗梦良家挖出的那个箱子。
    我一直好奇那个箱子里装的东西，我也一直希望能和那些旧日的好友早些相见，所以，我在那时比谁都更盼望两岸能够统一。后来听说了很多从台湾叛逃过来的飞行员，叶国风就专门去浙江找到两个叛逃过来的飞行员那里打听消息，但是关于罗梦良的消息确是一点也没有，他只是听说他们曾经的师长李玉堂在去了台湾不久就被当局逮捕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