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界限，开启了此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此后的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踩着前任鲜血，登上万人瞩目的宝座的。
  嘉靖皇帝十六岁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他即位后不久，为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了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而以生父为叔父，遭到嘉靖的强烈反对。
  君臣矛盾从此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强权压倒纲常，嘉靖在新科进士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运用廷杖、镇压等极权手段取得最终胜利，正式颁诏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追尊为睿宗，入祀太庙。
  同时，重定礼议诸臣之罪，退休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被削籍为民。至此，君臣争执数年的大礼议之事尘埃落定。
  礼议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襄助嘉靖皇帝礼议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大礼议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重臣，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明朝因此有了两位张文忠公。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世宗实录》中对其赞誉有加。不过，张璁以及桂萼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不佳，因此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皇帝，巩固权力，打压异己。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张居正入仕的时候，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一时风头无两，直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张璁得疾，被护送回乡。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然而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以夏言被罢、严嵩入阁告一段落；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被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了上风；直至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内阁中形成夏言、严嵩对峙的局面。
  夏言豪迈多才、纵横善辩，在入阁之后，他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计划收复被鞑靼占领的河套地区。曾铣屡战屡胜，获得嘉靖皇帝的赞赏，嘉靖也因此更加器重夏言。这引来次辅严嵩的嫉妒。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利用嘉靖对鞑靼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对鞑靼用兵，实在是穷兵黩武、混淆国事。
  天助严嵩，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深惧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进都城。严嵩见此机会，开始猛攻夏言，他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夏言、曾铣祸国殃民，是他们导致鞑靼入侵、生灵涂炭。
  嘉靖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身首异处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夏言也成为有明一代唯一被公开杀头的内阁首相。夏言倒了，严嵩顺理成章地爬上了首辅的职位。
  小翰林的蛰伏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的身份让他接近了首辅理想，却也触及了现实政治，亲眼所见的真相使渐近的理想变得更为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中，他一边忙于撰写史书，积蓄知识；一边冷眼旁观现实生活，剖析政务。
  就在与他同时入仕的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陷入争名逐利的漩涡之时，他却洁身自好，喜好与对他升迁无甚助益的基层吏员交往。
  每遇小吏从边塞巡视归来，他常常提一饭盒酒菜前去探望，与这些官员边饮酒边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挑灯写作，彻夜不眠，足不出京而晓天下事。
  当他合上书本，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了《论时政疏》，试图让皇帝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陛下尽早摒弃幽居深宫的消极态度，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进而针对时弊，提出抑制宗藩、整肃吏治、整顿时政、整饬边防、上下沟通五大对策，洋洋千余字。
  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撰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对时政不置一辞。
  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是张居正三十而立之年，人到三十，本该奋勇前行，张居正却急流勇退了。他厌倦了官场的荆棘丛莽、黑白不分，但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在他眼中，还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的老师徐阶，希望尊师有朝一日带领大家扫除阴霾，拥抱光明。
  徐阶年轻时曾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深谙人才育选的要领，威望颇高。他不同于同时代一些腐儒，只工于词章，而是引导庶吉士们把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授课内容无不围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使学生们身心受教，学有所用。
  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居正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来到翰林院任职之时，分管翰林院的内阁次辅徐阶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卓尔不群，所作之文虽旁列诸子百家之言，却以务实为本，且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博得了诸位翰林老师的好感。
  有心的徐阁老刻意接近小张，多次找他谈心，借以全面观察这个谈吐不凡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投契，他很是欣赏小张“沉毅渊重”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深相期许，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重臣。
  从此，徐阶一路提携小张。张居正对徐老的知遇之恩也铭记在心，从此更加积极上进，二人在政见上也多有默契。休假回家前，张居正特意修书一封致徐相公。
  信中，张居正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他愤慨于群奸乱舞，迫害正人；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天下有所改观。他也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又要虚与委蛇，“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不亦难乎？”
  张翰林颇费心机地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只是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对于张的建言，他只能摇头苦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物色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和接班人了。
  此时的张居正不仅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长逝，抱着念妻、怀友、感叹时局的心绪，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了。
  回乡之初，张居正寻得风光甚佳的湖畔筑一茅屋，种半亩青竹，养一只癯鹤，终日闭门不出，身边有童仆数人，专事洒扫，烧茶煮药。
  人在天涯，心悬京华；养疴田园，魂萦廊庙。他有过读书自娱的避世念头，但目睹江山败落、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青年才俊，又怎能割舍对社稷苍生的关切呢？
  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交织在张居正大脑中，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倾注在诗词里：
  山居
  林深车马不闻喧，寒雨潇潇独掩门。
  秋草欲迷元亮径，清溪长绕仲长园。
  苍松偃仰云团盖，白鸟翻飞雪满村。
  莫漫逢人语幽胜，恐惊樵客问桃源。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枫林霜叶净江烟，锦石游鱼清可怜。
  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
  九秋查影横清汉，一笛梅花落远天。
  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
  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跃然纸上。
  “显则立于朝，晦则隐于野”，大自然往往成为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