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后来张居正在编撰《明世宗实录》时就提出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司法部门却说他通敌谋反，不合法理。
  封建体制下，伸张正义都要使用这种非正义的阴谋权术。张居正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厚黑权术和行走官场必备的“忍”字诀，暂时性地收回拳头不是软弱，为的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政敌致命一击。
  张居正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严氏垮台，帝国并未迎来春天，朝政依旧浑浊，百姓依旧贫困，民间流传着“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谚语。嘉靖皇帝照样失德怠政。
  直到嘉靖老儿驾鹤西归，才为帝国的重生带来一线生机。
  嘉靖死后的头等大事，不是安葬老皇帝、迎接新皇帝，而是发表遗诏。皇帝遗诏常常出自内阁大臣之手，遗诏的内容，无非是简略回顾死去皇帝的“丰功伟绩”，勉励即将即位的新皇帝勤政爱民，有心的大臣常常利用遗诏扫除前朝弊政，对新政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徐阶自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入阁，至今已走过十五个春秋，尤其任首辅之后，独与嘉靖接触，从嘉靖帝刚愎暴戾的背后更多地察觉到其精神上的脆弱残缺。为此，徐首辅屡向主子提出坦诚谏议，君臣之间不乏坦诚相见的谕答。
  嘉靖皇帝驾崩，徐阶草拟遗诏时情感复杂，顾虑重重。他唯恐起草时泄露内容，引发政局的反复动荡，所以撇开其他内阁同僚，秘密找来尚未入阁的得意弟子张居正，一起商讨拟定遗诏之事。两人连夜查阅本朝历代遗诏，学习其写作技巧与革新精神，筹备草诏。
  徐阶、张居正师生巧妙地假遗诏之拟，批判嘉靖旧弊，振肃朝廷纪纲，为世宗作一个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全面纠正积弊的遗诏：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四十五年。深惟享国久长，累朝未有。乃兹弗起，夫复何恨！但念朕远奉列圣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助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是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明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迩者天启朕衷，方图改彻，而据婴仄疾，补过无由，每思惟增愧恨。
  盖愆成昊端伏，后贤皇子裕至。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训，下顺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遇毁伤。丧礼依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祭用素馐，毋禁民间音乐嫁娶。
  宗室亲、郡王，藩屏为重，不可擅离封域。各处总督镇巡三司官地方攸系不可擅去职守，闻丧之日，各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并土官俱免进香。郊社等礼及朕祔葬祀享，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
  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蘸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并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尚体至怀，用钦未命，诏告天下，咸使闻之。
  《嘉靖遗诏》有追思悔过、皇位继承、丧礼事宜、纠正弊政四大内容。追思悔过与纠正弊政两项最为重要。嘉靖朝肆行斋醮、大兴土木、广求珍宝、滥营织作等扰民之事都以遗诏的名义停止，又将嘉靖初年因礼议案、大狱案无端受到贬斥或蒙冤死去的官员，复官赠谥、抚恤后人。
  遗诏刚一公布，“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刑部尚书黄光升更是兴奋得嚎啕大哭，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徐阶善于统战各方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崇祯时期大学士朱国桢的评论一针见血：徐一反严氏乱政，他力主追封王阳明，收买讲学派的人心，保全了海瑞，使节义人士都钦佩他；安抚了文坛盟主王世贞，为其父平反，从而使天下文人都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诚然，时人将《嘉靖遗诏》比之于先朝《正德遗诏》。
  正德皇帝顽劣荒淫，在位十六载，长期匿居豹房，宠幸罪大恶极的大太监刘瑾，又常大肆出游，骚扰民众。他死去后，杨廷和等人拟定的《正德遗诏》革除各项弊政，平民愤，收人心，京城老少都欢呼雀跃。
  两份遗诏一脉相承，但《嘉靖遗诏》对前朝旧弊的纠正比《正德遗诏》更为彻底，更顺应时代潮流，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
  嘉靖君臣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一份遗诏而一笔勾销，长达四十五年的荒诞时代宣告结束了。晚明政治中虽短暂却极其精彩的万物苏生、承上启下的新时代诞生了。
  
第四章 内阁之内
  穆宗之穆
  明穆宗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明史评价嘉靖皇帝只是“中材之主”，似乎跟雄才大略沾不上边。其实，嘉靖皇帝登基伊始，可谓英明果断，尽职负责，还曾亲自裁定修改礼仪。中年以后，巍巍在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失去上进的动力，虽不再视朝，但朝臣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样一群名臣，固然都掌握过政权，而威柄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手里，比起这些权臣，嘉靖皇帝权谋的天赋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更胜他们一筹。
  相较之下，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只能做到“继体守文”，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亲，自然更不能与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相提并论，就是顽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面胜过他。
  隆庆皇帝过于优柔寡断，他不敢像他父亲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样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时，他只是一味谨慎小心，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后，继位的隆庆皇帝上朝几乎一言不发，任台下大臣争吵得面红耳赤，继而无奈地宣布退朝。
  隆庆皇帝没有鸿猷伟略，不善裁决，高高在上的皇位没有带给他令无数人拜倒于膝下的无上威严，倒像个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他厌恶政治，个人私生活可谓活色活香，嫔妃、喝酒、出游，一个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断隆庆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观。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痛的国家大政委托给他的内阁大臣。
  终隆庆一朝，内阁大学士先后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殷士瞻、高仪九人，可谓人才济济。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尽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个强势的内阁主持政务，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贤吏联手展开一系列政治、民生、军事等多方面的新政，帝国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强大的隆庆内阁强人辈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轻，能臣们也不例外，个个互不相让，阁僚关系异常复杂，各派系唇枪舌剑，朝政争执随之激烈。
  这时的内阁，不知不觉中已将皇帝架空，颇有几分君主立宪制之风。
  不可奢望中国自此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明代这种“皇帝-内阁-科道”的制衡制度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黄宗羲曾言，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位的神圣性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皇帝不可能主动放权。
  这种神圣性在统治者与百姓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尚能维持，一旦双方矛盾变得尖锐，平民百姓就敢于，或者不得不站起来挑战君主的权威，自秦朝有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之后，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拜相入阁
  话说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随数点发着绿光的小火，从雨中冉冉腾过张居正宅邸，坠落到厨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朋好友听闻此事，一致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言张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开春不久，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张居正也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他先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正当众人为他的破格提拔艳羡不已时，神圣的任命状又飘然而至，张居正再次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他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一起入阁参与机要。
  二人入阁，托了曾为裕王旧臣的福分。时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论辈分只是一个新锐，内阁大学士中，除了科举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师或前辈。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状元，状元郎文采颇佳，因善撰青词而大披圣眷，节节高升，早张居正两年入阁拜相，获得了与他的前辈严嵩同志一样的称号：青词宰相。
  当时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坛平步青云甚至崭露头角，写好青词是“必修课”之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等人入阁，无一不是因善写青词而备受皇帝青睐。
  可惜张居正尽管满腹经纶、学贯古今，但在撰写青词方面较之以上诸公还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后，内阁十四位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可以想象，倘若嘉靖皇帝再长寿二十年，或许张居正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会被淹没在青词高手的汪洋大海里。
  诚然，写好青词是当时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径，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有真才实学的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被人所识。
  张居正入阁之后，先是充任《明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不到两个月，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