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从侍读学士到礼部尚书，不过一年多时间。
  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惊人的升迁速度破大明纪录，连嘉靖初年的“礼议”新贵张璁、桂萼都望尘莫及。
  张居正升职路如此顺畅，归根究底，是由于恩师徐阶的破格提拔和张居正卓越的领导能力。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没有辜负老师、朋友的信赖与支持，他发誓，“竭一念缕缕之忠，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做个以行谊文章兼显于世的有为宰相。
  宝刀初试，锋芒毕见。
  在内阁排行老末的张居正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独引相体，出一语而辄中肯”，朝野各界无不对这位政坛新秀另眼相看，其实际威望已然高于其他阁臣。
  张居正熟读朝章国故，票拟的谕旨简洁切要，在朝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总委托给张阁老。当时石星、詹仰庇因仗义直言忤逆皇上，多亏写得一手好公文的张居正及时上疏求救，两人才幸免于难。他也赢得了各方好感。
  正当张居正欲有所建树之时，客观政治形势已不容乐观，隆庆年间，皇帝懒于朝政，内阁始终处于极不安静、你争我斗的气氛中。
  徐阶位居首辅，与次辅李春芳礼贤下士，而高拱、郭朴两位河南同乡则另立山头，明显地与徐阶、李春芳对立。
  张居正入阁之时，正当两派势力争斗难解难分之时，新生力量的加入，更加催化了内阁混战。
  一次阁潮此时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阁潮的缘由在于《嘉靖遗诏》。依照明朝惯例，皇帝驾崩后遗诏大多由内阁首辅主要起草，如果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请内阁同僚。
  然而，徐阶却把其他阁臣统统抛开，单单与门生张居正共同商议。这种做法使张居正甚为感激，却引来一位政坛老将的极度不满，这人正是张居正的学友高拱。
  在高拱眼里，徐阶睥睨同列，专断独裁，为此他愤恨不已，不仅痛恨徐阶，还把怒火迁移到张居正身上。
  恰逢这年的京察对群臣有所不公，这成为此次阁潮直接的导火索，使得双方私下的“冷战”变为台面上的“热战”。
  京察起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五品以下的京官，都必须经过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科给事中严格考察，方可留任。其本意在于澄清吏治，可惜后来发展成为大臣排斥异己的工具。京察威柄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可以过问外，任何人不得干涉。
  此时，吏部尚书杨博站在了舞台的中心。这一次的京察，连最难缠的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偏偏杨博山西老乡全部安然无恙。
  这不是明显的徇私行为吗？杨博的过失激起了言官的公愤。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打响了维权反抗第一枪。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纵庇乡里。这些一点不错，然而京察的惯例是：吏科给事中监督吏部办理京察，如有异议尽早提出，结果一经公开就不再作讨论。
  如今胡应嘉扰乱成规，秋后算账，不仅违反程序，也说明他当时玩忽职守，连宽厚的隆庆皇帝都无法容忍，下令内阁给予处罚。
  冤家路窄，胡应嘉弹劾杨博之事，不慎撞在了恨他已久的高拱手上，不仅自己险些丢掉乌纱帽，更是引来一场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官场风暴。
  想当初，高拱在嘉靖老皇帝病重之日，偷偷跑回家看妻子，受到过胡应嘉的狂批臭骂，而胡又是老政敌徐阶的同乡，高拱一直怀疑其背后是徐阶在指使。这下，报仇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老乡情深，又一起进入内阁，郭阁老遇事唯高阁老马首是瞻。出于维护同乡利益，郭朴首先发难：“胡应嘉出尔反尔，全非人臣事君之理，应当革职。”
  既然老乡已先表态，同坐一条船的高拱也要紧跟风向，加大对胡应嘉的声讨力度。
  “郭大人所言极是，应当将其削籍为民。”高拱连声附和。见此情景，高拱的党羽齐康趁机上蹿下跳弹劾徐阶。
  这种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况且胡应嘉的确也有失职之处，徐阶看到郭朴和高拱这两位阁老情绪异常激动，又将矛头直指自己，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大笔一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大明帝国的言官“士气高扬”，他们有如一窝胡蜂，不小心动了其中一只，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处分引发了言官一连串的动作。
  京察时杨博给言官们的降黜已经让这些人窝火了，偏偏郭朴、高拱这次又主张将弹劾杨博的胡应嘉革职为民。言官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胡蜂窝”就此被惊动。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对高拱发难，扣大帽子：“大学士高拱奸诈、险毒、专横、邪恶，无异于宋奸蔡京。”
  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再次弹劾：“大学士高拱依仗帝宠专权擅政，目无主上，作威作福。”
  御史郝杰则更为直接：“大学士高拱心胸狭隘，不择手段排斥异己，毫无宰相之器。”
  一套组合拳攻下来，气氛立刻紧张了起来。
  担子都压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似乎已经作出足够的妥协，尝到甜头的言官得势不饶人，继续围剿高拱。
  欧阳一敬继续攻击：“大学士高拱威压同僚，专柄擅国，臣等恳请主上早日罢黜之，以正国典。”
  高拱气急败坏地乱了方寸，径自在朝房与小言官们展开激烈辩论，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
  事情又回到徐阶手里了。
  徐阶和起稀泥调解矛盾，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借此可以结束了这件公案，谁知高拱颇难伺候，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越发不悦。在他眼里，徐阶就是个两头讨好、谁都不敢得罪的伪君子，必须施加廷杖之刑教训这群不安分守己的言官，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徐阶赶忙阻拦：“言官不过言辞过激，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用刑过重，恐伤天合。”
  从此，两人在阁中更加怒气相对。这时，高拱的门生齐康又一次跳了出来，公然诋毁徐阶。
  徐阶可是众望所归的百官领袖。既然高拱已撕破脸皮，徐阶自然不甘示弱。高拱一向目中无人，引起言官公愤，徐阶麾下官员亦随风而动，对高拱展开舆论攻势，掀起了“讨高”浪潮。
  北京的言官们刚刚消停下来，南京科道又紧随其后，跟风弹劾。一时，上至六卿九寺，下到中书、行人，包括布政司、提刑司，没有一个落下，总共二十八道奏疏像雪片一般飞向隆庆皇帝的案头，直戳向高阁老的后脊梁，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隆庆皇帝十分信任帮他走出困境的高老师，左右所用又都是高拱党人，本打算坚决挽留高拱，无奈举朝哓哓，自知抵不住这场声势浩大的“讨高”浪潮，万不得已才下旨罢免高拱。
  高拱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到河南老家读书种菜，这时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
  平心而论，高拱本人见识宏伟，施政措施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刚强暴戾、从不退让的执拗个性是他的致命伤，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难安于位。
  高拱一走，河南老乡郭朴失去了靠山，忧心忡忡不自安，加之御史庞尚鹏、凌儒等人不断对之进行攻击，郭朴索性也卷铺盖回家了。
  强人的崛起
  这时的内阁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这次的阁潮颇为严重，然而也只是整个隆庆朝滔天阁潮中一朵浪花而已。
  高拱罢相，徐阶的至交密戚无不额手称庆，唯独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对高拱被徐阶排挤回乡的狼狈惨状愤愤不平。
  他特意往请徐府，劝老师不要太过分，无奈徐老信奉“打蛇不死，反咬一口”，张居正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过如耳边风，未起任何作用，张居正只得失望地离开徐府。
  直到有一天，德高望重的徐首辅有重要政务找张居正咨询，张居正和老师闹起脾气，闭门辞谢：“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矣？”高拱号中玄。意思是：我今天万一说错话，明天岂不是落得和高拱一个下场？
  徐阶毕竟是位长者，即便对高拱深恶痛极，看到学生如此维护高拱，他也不会因此为难张居正。
  人算不如天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政局又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隆庆刚刚即位，本来任用的是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内宫监太监李芳。对张居正而言，隆庆初之李芳，正如万历初之冯保，都是友好的政治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李芳与张居正的关系更为纯洁真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众人必非之”，李芳的忠谨得罪了其他太监，而且他不擅长哄着隆庆嬉闹玩耍，一味强谏隆庆励精图治，遭到皇帝冷落。盟友倒霉，张居正必然也遭遇小挫。
  李芳败后，藤祥取而代之。心术不正的藤祥、孟冲、陈洪等人竞相以奇技淫巧取悦隆庆，纷纷得宠。他们费尽心思制作了一种被称为“鳌山”的灯，引导皇帝通宵达旦地夜游、夜宴。隆庆把内侍惯得无法无天，其中竟有人荒唐地在午门前殴打御史，闹得朝臣哗然。
  徐阶作为首辅实在看不得皇帝和太监继续这么胡作非为，他恳切地劝谏皇帝纠办罪魁祸首，限制宦官的行动。
  太监们因此忌恨徐阶，时不时在隆庆耳根嚼舌：徐阶自命两朝元老，所管甚多，简直越俎代庖，目无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