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言犹在耳，高阁老着手审理与徐前首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克弘案”，诬陷孙克弘，栽赃徐阶，还特意启用与徐家有仇的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专门审理徐府之案。
  蔡国熙兴致勃勃，风风火火走马上任，“穷治”徐府不法之事。为协助调查此案，凡能指证徐府罪证之人，必有重赏。
  于是，松江府顿时骚动起来，从前贿赂过徐阶三子的，纷纷上门加倍索还，徐府被围得水泄不通，年老体衰的徐阶无计可施，只得把门窗一齐封堵。
  蔡国熙拘捕徐璠、徐琨、徐瑛三位徐家少爷，大肆捕捉徐府仆人，仆人吓得一哄而散。门内是年幼的徐氏子孙牵衣号泣，门外是好事之徒围府寻衅大声辱骂，有歹人更是索性放了把熊熊大火，豪华的府邸顷刻化作灰烬。
  徐阶被逼得几度寻死，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与老妻张氏逃离松江，当他听闻蔡国熙下达的判决书，更是落魄沮丧：“徐璠、徐琨充军，田产悉数没官，为表示大度，法外开恩，留一子徐瑛，削籍为民，侍奉老父。”
  狼狈不堪的前首辅，想到了他那远在北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徐阶连忙致书好学生张居正求救。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又是有知遇之恩的至交，老师的失势不会阻挡张居正伸出援助之手。他想保护徐阶，又不便直接挑战不可一世的高首辅，只得绕了个弯子，“曲线救师”。
  他搬出优待旧臣的古训，暗自劝告蔡国熙和其他相关执法人手下留情：“徐相公有功于国，享誉士林，处理此案一定要秉公有理，否则不仅伤害功臣，也损高相的声名。”
  张居正一再维护前首辅徐阶，自己也被卷入流言之中，朝野传谣言说张居正收纳徐阶儿子三万两白银，所以才不遗余力维护徐家。
  高拱本来就对张居正亲近徐阶不悦，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以一贯盛气凌人的态度，当面质问并讥讽居正：“老天为何这么不公，我没有一个儿子，而你却生得多子。”
  张居正感觉来者不善，自嘲道：“儿子多，花费也多，甚为衣食担忧！”
  高拱咄咄逼人：“你不是收了徐阶三万两白银了吗，还忧什么？”
  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发誓，若有此事愿遭天打雷劈，高拱急忙打圆场，道听途说而已，不必较真。可惜为时已晚，张居正从此对高拱心生嫌隙，貌合神离的两大实力派之间的交恶已经无可挽回。
  再说说最初引发高、张矛盾的徐阶，他老人家退休后短短半年发生的事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当脚下的路不再平坦，当身边的人不再友善，当美好的生活已成追忆……
  幸运的是，有位学生竭力维护他、帮助他。没过多久，张居正就大权独揽，藉着张居正的照顾，徐家的罪名化为乌有，子孙后辈屡屡得到封荫，徐阶也由此安度晚年。
  
第五章 初安天下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隆庆一朝阁战激烈，阁臣间摩擦频起，可贵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诸相公皆能摒弃前嫌，同心谋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封贡互市，从此北方安定，边贸互市繁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打开中西交流的大门。其中尤以“俺答封贡”影响更为深远。
  边境风云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贵族势力退回塞北草原，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当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一去不复返，但大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宁，时有部分蒙古部落来侵犯抢掠。
  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土默特部最为强大。其首领俺答占领河套地区，坐镇一方，人称“套贼”。
  “套贼”侵拢下，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的腐败无能不时引发边兵叛逃。边兵私通蒙古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明朝大环境下，这种畸形的日子下也掩藏着诸多无奈……
  边防残破导致蒙古骑兵的入寇更加惨烈，蒙古骑兵的大举入侵，又加剧明朝边政颓败，如此恶性循环，南北对峙的明蒙双方不知不觉中，已冲突征战了两百余年。
  就在张居正入阁的那年秋天，俺答入侵大同，攻陷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抢掠交城（今山西吕梁交城县）、文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烽火照遍山西中部。东部的土蛮也不消停，进犯蓟镇，抢掠昌黎（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县），直至滦河。直到十月，山西吃紧。如果太行山一线失守，去往北京便是一马平川，少有天险，时局紧张，整个北京都弥漫在战争的恐慌中。
  隆庆皇帝一时手忙脚乱，下诏群臣议论是战是守的重大事宜。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司，节省诸镇征调困扰。
  张居正亦有此意。
  很快，兵部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抗倭前线去往北边的蓟辽一带。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五年间，他们撑起了京畿门户的边防。
  面对军事积弊日复一日的明朝，若想起而振之，必须从源头入手。
  有明一代重文抑武，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的奋力拼搏，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
  有鉴于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谭总督试图摆脱地方官的牵制，减少地方官干涉军务的权力，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臣以为，军务上最为紧要之事，惟有练兵和作战。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多年来毫无效果，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切实执行。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戚继光专断处置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待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帝国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以文制武的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正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居正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苦苦斡旋于阁僚与皇帝之间，说服庙堂诸老“宽文法以伸将权”，即对武将放宽文法，扩展将权，正式下令地方巡抚不得参与军务，为谭纶、戚继光等人争取了独立的指挥权。
  戚继光以总兵官加总理，专门负责训练，总督巡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生杀大权在握，文官小吏都惟他马首是瞻，非他帅所能比。即便有故意与戚帅为难的文官武将，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以免遇事掣肘。
  身在福中的戚继光自然感激得无以复加。相传戚继光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
  工作方面，戚继光不负厚望，将张居正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他严谨治军，经常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没有的重要信息。
  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戚将军到蓟州后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拥有更快更猛的部队，要么设法减弱敌人速度。前者难度太大，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
  戚继光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决定创建一支由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可自己手下的蓟州守军大多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若指望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恐怕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此情此景促使戚继光恳切向朝廷请求：修各路边墙，辅助练兵。
  练兵修墙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持，大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预算实在太大，如此劳民伤财之举真能带给大明太平吗？
  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居正再次挺身而出，他认定修边墙练边兵是设险阻、守要塞的善法良策，鼎力支持戚继光放手去做。
  张居正恃才傲物，却对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推崇备至，“一切用兵兴建，惟继光之言是听”。他对军粮、训练等军中常事，无不细致入微地一一过问，确保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筹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蓟县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大同、宣府一带的长城，在嘉靖朝翁万达、杨博任总督时曾经修过，建起了许多烽火台。而蓟州长城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都倒塌，难以成为阻挡劲敌入掠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