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信誓旦旦要驱逐冯太监的高拱，到头来自己反被缇骑赶出京城，踉跄而去。
  对此，史书不乏“冯保居奸，张居正与阉人勾结”的种种责难，但高拱急于扩展自己的权力，出言不逊从而引发祸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可怜高拱虽是一时良臣，最终也只能归于落寞。
  不过，这个重大政变还有另外一番记载，在此期间张居正探视先帝的陵墓，回京后又告病休息，待他回朝后风云突变，亲自启封驱逐高拱的圣旨。
  明末清初的学者陶子师认为：“冯保之逐新郑，其谋全出华亭，江陵特与闻耳。”也就是说徐阶在背后出谋划策，指使冯保驱逐高拱，张居正事后才听说而已。
  清末史学大家李慈铭以为，高冯二人互相倾轧，高拱本要驱逐冯保，不料自己那句十岁小孩无法治天下闯了祸，激怒太后和皇帝，反被阉人所逐。因此高拱死后，明神宗还衔恨不已。张居正虽也是局中人，但主要是坐山观虎斗，冷眼看他被冯保逐走而不相救，绝无与阉人勾结之理：“盖新郑之逐，以欲去冯保而反为所乘，实以十岁天子，改为十岁孩子之言，激慈圣怒，故没后神宗犹衔之，谓其欺侮朕躬。文忠当是时不免以权势相轧，幸其去而不救，若谓其与冯保合谋，已非事实。”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惜两人权谋博弈的具体细节仅存于野史笔记和高拱晚年个人色彩颇重的回忆录，皆未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后人。
  不过斗争结果清晰在案，高拱自此退出政治舞台。一个身负重任的顾命大臣何以如此失算，顷刻间落荒而逃？我们不妨看看时人如何评断这一突发事件。
  一、幼主最忌大臣擅权，对内廷事务指手画脚。高拱此时整治司礼监，定然引得内猜外疑，惹祸上身。
  二、高拱开诚布公，防备宦官专权，实乃社稷肱骨之臣，可惜其刚愎自用以致狼狈收场。
  三、高拱陷于猜忌时，张居正完全可以摒弃旧怨，调停平息这场风波。
  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为张居正辩解的，有为高拱开脱的，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但对高拱刚愎自用、偏激、自毁毁人的性格缺陷倒是众口一词。
  高拱的失败，源于他没认识到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无论首辅大人权势多么显赫，权力来源依然是皇权。穆宗的突然驾崩使高拱瞬间失去最大靠山，而皇权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惜乎高拱没能认清大势，又给政敌落下致命口实。时也？命也！
  诚如谈迁所言：宫府本应一体，皇帝年幼，各方倚靠宦官实乃常情，身为内阁辅臣应沉心静气暗加查访，待抓住确凿证据之时再行纠劾。高拱初政不失为社稷之臣，但不久就与张居正为敌，同室操戈，失去得力盟友，怎能不遭人嫉恨？
  隐忍多时的张居正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并联合与高拱有隙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把高拱推倒在地，结束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
  嘉靖中叶以来，内阁的内讧已持续了三十多年，重臣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发展成相互仇杀的流血事件；而隆庆、万历之际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后的赢家
  晚明政坛波诡云谲，在每次激烈搏斗的重大战役中，张居正都能站稳脚跟，最终成为隆庆九相中笑到最后的赢家。有此成就，固然有他善于斟酌得失、纵横捭阖的政治天赋的作用，也与他低调沉稳、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
  高拱倒台，张居正为了避嫌，做出姿态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
  他希望皇上能考虑到高拱是顾命大臣，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明显大过就被罢斥，有失天下人心，也非先帝付托之意。
  奈何此时所有努力，早已改变不了小皇帝的决心：“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万历帝执意不从，上疏的人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
  张居正前来送别：“我为高兄申请驰驿行。”
  所谓驰驿行，即高级官僚外出享受公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高拱好歹也是先帝的恩师，离京时要体面一点。
  高拱虽已落寞，却也不改桀骜本色，回绝道：“走就走，干吗还要驰驿？”
  还顺便挖苦他一句：“太岳如此，莫不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出！”
  张居正尴尬地摇头苦笑。
  就这样，高拱成为有史以来，以最快速度被新皇帝驱逐出朝的顾命大臣。他狼狈辞朝后，仓促乘一骡车，踏上返乡的归途。
  壮丽宏伟的国都，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张居正望着高拱远去的背影，一股悲凉感顿时充满全身。在听旨之初，他或许还暗自高兴，可此时此刻，他已说不清是喜是悲，抑或是忧。历经血雨腥风才站到权力巅峰的他，会不会将来也有一天如高拱一般落下个凄凉收场？
  兔死狐悲，张居正回朝后仍不遗余力地为高拱“乞恩驰驿行”：大学士高拱原籍河南，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着实艰苦，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回籍。
  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恩准。
  后世多少人为这两位不世出的能臣没能合心报国而扼腕叹息。更有甚者辱骂张居正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容有二人分享大权，言出法随的皇帝是如此，代行皇权的重臣也是这样。皇帝不理政，造成权力真空，不论外戚还是大臣，是洁身自好还是心怀叵测，谁都无法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
  张居正事后向同为高、张二人知己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写信抱怨，痛恨昔日的知己听信小人谗言，防范猜忌，自己屡屡对他忠言相告，高拱不但不接受，反致疑怒，最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如果高拱有幸早生几年，或张居正稍晚入阁几载，顺利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那么大明王朝的中兴之气也将更为长久和饱满。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且说卧病在家的高仪，看到老上司下场狼狈，大惊失色，担心牵连到己，忧心忡忡，使得病情加剧，竟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办事仅一个多月，隆庆死了，与高、张一起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间，虚与委蛇，在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时，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
  现在，三位顾命大臣一去一丧，就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独挑宰辅重任。
  三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已达巅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一旦权柄在握，张居正反倒有些茫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乃祸福旦夕的险境，是生拼死夺的战场。凡行事做人，更当小心谨慎。
  不知此时的张首辅是否还记得多年前与高拱一起登山的那个秋日下午，当时他立下了“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想不到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正是昔日如父兄般亲切的高拱大哥。
  
第七章 荣耀后的陷阱
  位极人臣当帝师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九日，是张居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这天，他身体不适，请假在家调养，忽然，太监驾到，带来天子圣旨，召张居正即刻入朝。
  张居正整好衣冠，匆忙赶往皇宫，远远就望到御座上等待已久的小万历。正是这个白白胖胖的十龄幼主，将承载埋藏在他心中二十年，依旧沉甸甸的中兴大梦。他“扑通”一声跪在皇帝宝座前。
  万历亲切地问候：“先生为父皇陵寝之事，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可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张居正连连叩头道谢。
  万历又说：“父皇有言，先生是忠臣，高拱是奸邪，以后凡事都要先生尽心辅佐。”
  尚未正式就任，就得到新皇帝的一再褒奖，此情此景令张居正越发感激涕零，年近半百的人潸然动容，双肩微颤着俯伏奏称：“臣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不敢不竭才尽忠，以报国恩。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这是行君道所优先做的，恳请陛下多加留意。”
  经万历皇帝授权，张居正成为明代第二十六位首辅，这距他正式入朝为官整整二十六年，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占据着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聚焦了最耀眼的灯光。
  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张居正和太监结盟，扳倒曾经的刎颈之交，不免有小人之嫌。但他很快便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表明，他是有明一代最优秀的首辅、旷世难得的贤臣良相。
  他的晋升首辅，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大明帝国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内阁的威势在他任上达到顶点。
  张居正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者多，勇于任事者鲜，张居正，视匹夫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以坚忍不拔的恒心与毅力，总统庶务，总理万端国事。他不曾一曝十寒，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脚踏实地去做事。
  他个性果决，怀着“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与己身谋利益”的理想，凡事以国家利害为依准，为了贯彻他的施政纲领，他不复计身为己有，勇往直前，从不放弃和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