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可礼部毫不让步，固执遵守旧制。
  张居正看见这个困局，也认为称号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他力劝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破例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
  经过多方讨论，终于有了结果：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历史上不乏有人批评张居正是喜结后宫、谄媚邀宠的佞臣。其实，李太后作为帝制皇权的最高代表，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即使礼部一时可以以祖宗成法搪塞，但若上位者真有此意，让十岁的小皇帝降一道圣旨也不是不可，如果真到那个地步，无疑给文官与皇帝之间徒增裂痕，对双方全无好处。张居正能审时度势，在危机之前劝说礼部顺应上意，也仰仗于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事物根本的强大分析能力。
  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尊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这给两人长达十年的合作打上了融洽基调。
  李太后笃信佛教，喜做功德之事。京师内外大修大建寺庙梵刹，耗资颇巨，多为无用之费。佛教劝人为善，一般人信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塑造良好风气，但对于李太后这种高高在上的“国母”级的人物而言，这种兴趣爱好远比铺张浪费还烧银子。
  南北朝梁武帝崇佛，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宗教爱好，自然少不了铺张浪费，张居正总管内阁事务，看见这样大的支出不禁眉头紧锁。
  张首辅当然不愿动用国库的钱财满足李太后的私人爱好。可太后张口要钱，不给也是藐视皇权，为了维护李太后必有的尊严，张居正创造性地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
  宝和店非同小可，它是皇店，只有国亲国戚才能在此生产经营，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这等于把皇帝口袋里的钱放到太后口袋里，而且自负盈亏，李太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没要来国库银子，却意外得到个“生金蛋的母鸡”，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张口再要。
  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可谓“双赢”。
  李氏相继修胡良河、巨马河两座桥，还建立多座寺庙，每处工程完工，张居正都写碑文赞颂太后仁义善良，为万民之表。文才斐然的他写出的文章自然深得太后赏识，而且首辅写碑文，太后面上增光，张相以应酬性的碑文换来李氏在政治上的支持，不可不谓之高明。
  张居正与小万历间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作为家长的李太后与张先生之间也就有一层独特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民间就有“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说。其实，明代宫禁之严，远非民间艺人所能想象，张居正哪有机会轻易进出宫闱并越雷池一步。
  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最为稳固。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政坛“铁三角”的默契合作使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稳定，实现了“宫府一体”的和谐景象。
  
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
  我皇御极之始，郊庙必亲，朝讲日事，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熙熙恬恬，亦一时之盛。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
  ——孙奇逢
  励精图治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居正秉国之钧，气势迥山岳，士大夫们无不心驰神往，中外相望其风采。此时的张居正志得意满，然而审视帝国四周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他接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朝纲不振，国库入不敷出。
  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
  政治家与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富于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能将满腔热情，灌注于自己的智慧中。
  张居正少时便有“毅然欲振天下之衰”的宏伟志向，激流汹险的官场，没有磨平他性格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能磨灭他心中的热血激情。现在大权在握，迎着官场的无际黑暗，张居正默默拔出磨炼数年的治国之剑，勇敢出招。刚坐上首辅宝座十七天的他，就代小皇帝起草了登基二十五天以来的第一道戒谕，明确官员职责义务，在百官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戒谕先分析国内严峻形势，指出士风浮薄，官场腐败，奸人投机倒把，邪党蛊惑人心，庙堂上下受恶恩仇，混杂交错，朝廷威福大柄，徒为大臣报恩报仇的资本。然后严正申明：皇帝初承大统，已深切洞察弊源，丞欲芟除。从今以后，人人都要纯洁身心，恪恭职守，不得欺君罔上以行私，不要随波逐流，不可肆意妄为以乱朝政。内政大学士要协恭和衷；吏部大臣当虚心鉴物；内外堂官，人人都须各分猷念；科道官个人都要公是公非，直言敢论。总之做大臣的要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做小臣的应有退食自公的气节，努力使朝清政肃。
  文武百官聚在太和殿下，恭听新皇帝第一道戒谕，戒谕恍如黑夜中的耀眼极光，威焰逼人。诏下，百官惕然，知道新朝天子要在师相的辅佐下整刷朝纲，一时无不尽职尽责，朝政果然焕然一新。
  户部尚书王国光统筹安排各个粮食渠道，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设立“坐粮厅”，专门督办军粮，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工部尚书朱衡对黄河治理发表见解，指出茶城（疑为今江苏徐州垞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迁一线，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则河患可纾。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州、辽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亦称太原镇）三镇，订立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规以考核边臣。
  内阁大学士们抓紧修纂先朝实录、确定经筵讲官人选，为小皇帝编纂了图文并茂的皇家教材《帝鉴图说》……
  万事开头难，无论怎么说，这个头，张首辅开得不错。
  张居正并没有因这点成绩而骄傲，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官场老油条只不过看见新天子新首辅，装模作样烧几把火，到后来还会原形毕露。没有彻底的人事洗牌，官僚系统迟早还会回到扯皮推诿的工作作风上。
  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正是帝国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剂名为综核名实的良药在张首辅脑中渐渐成型。
  “一个好汉三个帮”，完成改革大业，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道披荆斩棘。对追随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张首辅选取人才从零培养，当务之急是从现有朝廷官员中遴选出合适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才。张居正不失时机地打出“考成”牌，批量制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并对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去芜存菁。
  药方已有，接下来就是设法获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团的配合，继而推广执行。虽然“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天才之举，但张相公为了说服万历皇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十六世纪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士大夫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排斥，而对祖宗成宪怀抱着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脑子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变法恳切地呼吁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与“祖宗成法”相抵触，积淀着的历史成了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羁绊。“祖宗成宪”曾无数次指导人们行动，而后来者尝试与之割离时，那长久的牵绊成为时代的剧痛。
  这也许就是古老帝国变法革新时，步履维艰的尴尬。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新法的自觉抵制。王安石毫不畏惧，喊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爷偏偏大动肝火，降临天灾，反对派一起责骂王安石是罪魁祸首，既然天变足以令人畏惧，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为官场的众矢之的。
  改革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显得尤其艰难，真想打破祖宗成法，还得回归祖宗成宪，从故纸堆中找到证据，一来让改革顺利进行，二来也为改革者自己寻找理论靠山，以此对付反对者。
  最经典的案例要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干了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而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东西，时人只奔着“孔子”去围观，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先进思想。
  明代的绩效制度
  万历元年冬，张居正奏上著名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正式向万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只有改革官僚体制，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会典》，观昔高皇帝鸿图远谟，定考成之法，明确易行，又可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