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今官场弊积重难返，有违《会典》成宪，非恢复祖宗旧制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是一套严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说来，考成法规定办事时效，建立监督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借以指挥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六部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察驳正六部过失。
  六部尚书是二品大员，六科都给事中仅七品小官，但对六部的封驳、纠劾权却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制大官，以六科监察六部，这是明朝的创制。张居正创造性地扩大六科职能，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
  外壳不变内部变，机构不变职能变，张居正巧妙高举“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无意义的议论纷争，把改革阻力减至最小。
  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了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叹，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复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鉴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
  张居正命人制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制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数据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最贵的是人才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