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就让我归乡休息犬马之身吧。”
  张居正阅人无数，听张瀚回报后一下猜中他的心思，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对，这不是他的真实心意，再致信问问看。”
  吴兑察觉相国看好自己，心中自然万分高兴，为了提高身价，他又和相国谈起条件来：“蓟镇戚继光和辽镇李成梁这两大帅不易驾驭，得给我加上尚书衔。”
  张居正虽然急于求才，但也没那么好说话：“不可，待你立功疆场，不愁做不到尚书。”
  终于，吴兑出巡蓟辽，为当地安宁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功累累，果然做到了国防部长一职，终张居正在世，吴兑无纤芥之嫌。
  除了中央、地方要员，作为大权独揽的一朝元辅，张居正不守门户之见，将治理视线放到基层政权与基层官员上。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中央只制定政策，真正要执行各种方案安抚百姓，都落实在基层政权和官僚身上。
  小官小吏中不乏实干之士，但囿于人事制度局限，他们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一生都无升官出头之日。张居正又使出一招：三途并用。三途并用顾名思义，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出身高低，不拘近年资格，进士、举人、贡生一体擢用。
  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踏进庄严古朴的吏部衙门，苦口婆心地告诫铨选官员：“良吏未必皆进士，进士未必皆良吏。”这两方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畅通传送，铨选官员领会首辅用人之道，开始关注基层人才。
  有明一朝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官员阶位尤其重视科举出身。明中叶之后，没有进士资历的官员，即便落职县令，也难免受到穷酸秀才们的嘲讽。
  山东费县的父母官杨果以吏员任知县，他“干局开敏，能肩繁钜”，政务能力颇高。刚到职视事那年，遵职要到县学视察，并考查儒生们的课业。令人扫兴的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全县儒生竟无一人前来参见。
  杨县令压下心中怒火，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地张贴出一张告示：
  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希望诸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按理说这么一来，儒生们就不敢怠慢了。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罚没膏火银子，重则撤消秀才资格。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吓倒儒生们。
  他们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心捉弄一下这位初来乍到的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或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仅数行文字以塞责，鬼画桃符，文面污浊，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
  杨果不愠不躁，好酒好肉牿赏这批狂妄儒生。事后，他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作一篇送给府上督学的呈文：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优劣，烦请大人俯尊亲阅，以定高下。
  呈文送出之前，消息不胫而走，这下糟糕了，督学大人哪里是好惹的，当他看到诸生的“火星文”岂不要气得吐血，大家数年寒窗取得的秀才功名将毁于一旦。诸生吓得穿上囚服，叩首求哀，对杨县令无不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洗肠涤胃”，乖乖听从杨县令的指令。杨大人镇住了儒生们，得以一帆风顺在任长达九年。
  在考成制度日益完善期间，如果不是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以杨县令的出身，这样长时间的任职几乎是天方夜谭。
  杨果的事迹坚定了张首辅“不计虚名，量才为用”的用人理念，他宣告：“有才干治理民众的人，无论其出身高低，即授知县，持按官要尽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明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王崇古款贡，张学颜清丈，潘季驯治黄，可谓人得其位，吏称其职。
  为天下而谋计
  万历新政从整饬吏治开始。吏治者，考成法为其内核，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当政治相对清明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当年财政相当困难，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仓库空荡荡的，边饷不支，公私交困。
  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宫廷善行当为天下先”，节流首先从控制宫廷浮费下手。
  先皇隆庆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财，命云南进宝石二万枚，广东采珍珠八千两，江西烧瓷器十多万件。
  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吗？如今已是万历新朝，张居正不买前朝旧账，速令他们停止挖宝石、采珍珠、烧瓷器，就这样，三省民困稍微减轻些许。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要永远杜绝嘉靖、隆庆以来形成的派遣太监出外督造或督办宫廷用品等事。张居正巧妙以《隆庆遗诏》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内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监督织造的太监，以后也不许再派了。
  当时有一个正在苏杭督织贡品的太监叫赵玢，他在隆庆年间非常得宠，仗宠拒不撤回。
  工部以强硬口气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则严肃查力。
  工部在警告的同时，连弹劾的折子都写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赵玢看到情况不妙，马上遵命回京，一时朝野气象一新。
  张居正尽力减少三公支出，削减冗费。光禄寺承担着朝廷宴会筵席供应的职任，它的经费由各省每年以专款解送，成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费最大的部门，冗耗冒滥极为突出。光禄寺官员为申请更多预算经费，使出吃奶力气拼命烧钱，一切东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负责的臣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力阻止。
  张居正掌权以后，一面奏请停止向光禄寺调用款项，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面派御史清查该寺账目，将肥水衙门的日常运作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多方调查发现，该寺原来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规定，一再提请添造，这其中大有猫腻，多数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报废掉，而是被寺内官吏和宫中太监偷换变卖了。经过大力整顿，万历元年，该寺就创造了比往年节省六分之五的奇迹，这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闻所未闻。
  张居正通过削减浮费、精简机构、整顿驿站来重建国家经济秩序，然而，百尺冰渊始解冻，仅靠厉行节约，不足以富国富民，要解决经济危机，就必须广开财源。如何如数收缴该收的钱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饱读史书的张居正推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古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理念发展成为具有张氏特色的“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
  “不加赋而上用足”绝非一句漂亮的场面话。张相爷有别于那些满脑子搜敛民财以足国用之人，他坚持治乱政用重典，而贪婪成性、舞弊成风的各级官僚和势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切实维护小民合法权益，增加国库收入。
  肃下必先正己，为了取信于民并切实贯彻经济政策，真正均定赋役，张相爷改革革到自家，整顿族人冒充自己名义以取得优免的现象。
  张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根据家父要求，严格清查家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田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田粮七十余石，该县赋役册上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内阁张氏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悬殊令人大跌眼镜。
  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张阁老的名号，一体优免的；
  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的；
  有奸豪贿赂当地官员，窜名户下，巧为规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寄存张家名下而多出来的。
  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朝第一家族存在的问题恰恰反映出整个帝国种种投机取巧的陋规陋习。
  清查之后，张家做出高姿态，坦然愿将诡寄于张家的五百七十余石田粮上交国家，本宅田粮内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其余“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这一招用得极好，张居正利用人们“随大流”心理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精彩剧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决心，不仅极大促进了措施的有力执行，而且为政府树立了威信。由此一来，百姓开始相信政府的决策，各级官员也不得不跟随首辅脚步前行了。
  首辅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当属整顿驿站。
  在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保证官员公差的便利并方便传达公文。
  驿站通过陆路与水路，把全国的城市与农村、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紧密相联。中央政府通过驿站传达最新政令，地方衙门也通过驿道向朝廷反馈信息。驿站设有官员，并备有轿、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驿站运行得井井有条，到了张居正的时代，官员滥用驿站、驿丞敲诈百姓现象层出不穷。
  官员因公出差，官府照例发给勘合，官员凭借勘合享有免费住驿、公款吃喝等种种特权，用毕及时归还勘合。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勘合成为官员的“终身护符”，他们将勘合赠与亲朋好友，滥用驿站，沿途小民受祸极深。
  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复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