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巧驽骁将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赞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
  
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
  改革不是一个好差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得罪了一群人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借此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