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
  有鉴于此，张相爷当政以后，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权术上，都没少花工夫牵制言官。他敕令其长官严加考察，御史、给事中表面唯唯诺诺，私下却怨声载道，痛恨张居正凭炙手可热的权势钳制人口。
  不平则鸣，更何况这些“善鸣”的文臣，怨气积攒多了，又掺和着文人的酸腐气，几经发酵出来的戾气自然也不少，把对新政的不满与对张居正本人的非议，纠缠在一起。
  历史上评价一名官员，向来是注重“两袖清风”，也许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会显得高风亮节，但张居正绝不是对功名富贵毫无追求的伯夷、叔齐，他从不压抑自己对合理物质享受的公开追求。他身怀报国之志，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
  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至腹，是当时出名的美男子。
  相传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涂脂抹粉，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加之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大学士身份，精致高雅。
  张居正素爱整洁，家居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他嗜好收藏古玩，当时古玩界赝品很多，却没人敢欺骗他，所收藏多为精品。
  衣食住行不分家，功成名就的张居正既然对生活要求如此精致，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华服美食，自然也有资本大兴土木。
  就在张居正荣登首辅那一年，循着官场风气，在江陵城东建造相国府第，万历小皇帝为表明对元辅师相的无上依赖，御赐宅院中的楼为：纯忠楼、捧日楼。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对联：
  上联：社稷之臣，股肱之佐；
  下联：正气万世，休光百年！
  至高无上的天子都如此表态，上行下效，全楚官员自然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巧立名目行受贿之实？岁月荏苒，已无法考证，但宏伟的张府就这么悄悄地屹立于江陵城中了，木石无言，任流言浮掠。
  不仅如此，张阁老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见过的人很是羡慕“张府壮丽不减王公”。[1]
  某日张居正夜晚梦到一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匾，自谓相业之隆，千古无两，足当此二语，白天醒来就心高气傲地在刚建好的张府立匾自炫。
  凡此种种，很容易引起旁人非议责难。
  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在当时上层官僚中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就对比张居正前后首辅徐阶、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更是家财百万，甚至拥有很多座豪华别墅和别致的江南园林。哪位相公过的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生活呢？
  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平庸之辈，人们也许置若罔闻。然而，张阁老偏偏是一个大破常格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人们由此入手，掀开了反对新政的序幕。
  开炮的来了
  多事的言官们自然不甘寂寞，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首先发难。
  余懋学，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刚踏入仕途五年有余，就被超格拔擢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他感激浩荡皇恩，“忠于职守”，“慷慨言事”，先是攻击张居正重用的应天巡抚宋仪望，进而直接批评首辅本人。
  他新官上任的这年春天，翰林院中飞来了白燕，栽种在内阁的碧莲花亦在初夏的阳光中恬静地打开了花苞，实为罕见之至。在古人脑海里，这一切都昭示着吉祥如意，张居正便把它们当作祥瑞之物呈献给皇上。
  不料此事遭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
  意思是，皇上还幼小，不可以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他玩物丧志。冯保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况且冯保身份特殊，张居正见此只好作罢。
  这只是皇家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料余懋学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此时天下大旱，皇帝忧心旱情，甚至下了罪己诏，与百官一道祈祷求雨，而张居正却在这时候献祥瑞，这不是一个负责的大臣该有的行为。
  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算了，小小的给事中也敢借此对元辅说三道四，张居正心中虽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处罚余懋学。
  但余懋学依然呶呶不休，再次上疏谈论五事：崇惇大、亲謇愕、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希望皇上“本之和平，依于忠厚”，不要总下严旨批评臣僚，推崇综核名实，而应“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这时，余懋学的打击目标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不是首辅本人，而是新出台的考成法，而且余懋学并非孤身奋战，考成法的严格，让那些原本扯皮推诿、拖沓成风的官员一直难以接受，反对观点在当时官员中颇有市场。
  考成法原本仰赖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岂能容忍六科官员站出来反对考成法！更过分的是，余懋学在“防谀佞”中暗指张居正为谀佞之臣：“至涿州桥工告完，天下明知为圣母济人利物之仁，而该部议功，乃至夸述阁臣、司礼之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向是言官们常用的笔法，张居正岂有不知，纵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张首辅，一时间也气得两眼冒火。
  小万历也极为不满余懋学搅乱新政，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上疏揭开了台谏攻击张居正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江西老乡——傅应祯与刘台的“劾张事件”陆续隆重登场。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严冬，河南道御史傅应祯疏文的措词也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峻：“微臣恳请陛下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纾民困、叙言官以疏忠谠。”
  傅应祯，江西安福人，说起来也算是张首辅的门生。傅应祯县令起家，曾厚礼馈赠座主（即主考官），可惜被张居正严词拒绝：“当初惜别，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屡次赠礼也都不敢收受，怕有违当初相约之言。不料礼是越送越厚，你以为我是嫌少吗？你赠送的玉带太贵重了，不是一个小小县令所能持有，所以还给你，并希望你能有所反省。”
  送礼不成，反被训斥，小傅怀恨在心，才有了这封奏疏。奏疏名为言三事，实为弹劾张居正误国误民、讽谏万历失德，文章引经据典，各种有理无理的事例全拿来暗讽新政，毫无顾忌。
  傅应祯疏中第一事要皇上常存敬畏以纯君德，今年京师等地多次地震，尽管和大小臣工失职有关，却未见陛下自我反省：“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遽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
  其二是骂张居正误国误民：“臣又近闻户科给事中朱东光陈言保治，不过一二语直切时事……几于触犯雷霆，奏本留中。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之说，王安石所以误神宗，陛下肯自误耶？”
  骂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也就罢了，已经离世五百年的王安石也莫名其妙被痛骂一顿，不知王荆公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思想之迂腐也令人不敢恭维。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变法的坚定决心之体现。任何改革者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绝无可能在铺满荆棘的荒原上走出一条平坦宽敞的阳光大道。
  傅应祯却以此指责小万历“自误”，实际是在攻击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导皇上，也是对新政变革祖宗成法有所不满。而且，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讲，考成法绝不是言官们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事“叙言官以疏忠谠”，是为老乡余懋学翻案。他认为余懋学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希望皇上将余懋学重新起用。
  如果只是说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国也就算了，尤其使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小傅居然想为钦定的铁案翻案，这无异于让天子失信于天下百官。
  万历愤愤然写了一道圣旨：“朕以冲昧为君，朝夕兢兢……傅应祯无端以‘三不足’诬朕，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著令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惨得多，在镇抚司诏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狱卒一边毒打，一边追究“阴构党与”之人，傅应祯咬紧牙关，一点也不招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