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张居正的同乡长辈，湖广籍正德首辅李东阳当年因为和大太监刘瑾关系暧昧，其门生愤然与之绝交，使李东阳颜面扫地。如今湖广的另一位首辅屡遭学生弹劾，境遇就惨得多了。
  前一个门生傅应祯才攻击过他，现在刘台又暗放冷箭，这真是莫大的刺激，若说就事论事也罢，刘台却是有意扭曲他的用心，强造罪状，明明是寻常政治斗争，刘台偏偏说成罪大恶极，史无前例。
  明朝政治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大臣遭到议论攻击，应立即自动请求辞职，以示不模棱两可、贪恋权位的态度，更遑论被自己的门生非议。
  面对刘台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怒不可遏又尴尬无比，个性刚毅的张居正立即向小皇帝请求辞职，刘台的“檄文”里视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也依例上疏求去。
  张居正慷慨激昂地对小万历说：“按律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例上奏军功，依法应受到贬降，当时臣仅请皇上下旨申诉了他。刘台愤恨难消，后来御史傅应祯下狱，臣请陛下追究同党，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惊疑不定，竟不顾师生情面，上疏弹劾臣。二百年未有门生弹劾座主之事，如今臣只有辞职谢罪。”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不禁伏地不起，眼泪簌簌落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登门见他。
  十四岁的小万历看到敬爱的张老师受到如此委屈，急忙走下御座，把他搀扶起来，安慰劝留道：“刘台这厮，陷害忠良，朕要关他一辈子，替先生出气！”
  张居正勉强答应，但事后没有到办公室值班，这的确是他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对此事极为痛心。他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想全身而退。接着，他连上三道奏疏请求退休。
  万历看过了辞呈，当然不会同意，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深刻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必介意浮言。”
  吏部侍郎何维柏见势，联合九卿一起上奏疏请皇帝挽留元辅。在众卿支持下，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万历更是坚定了慰留首辅的决心，派太监孙隆手捧天子手谕前往张府，孙隆高声宣旨：“先帝以朕幼小，托付先生辅佐，先生不辞劳苦，畜类丧心病狂，胡言乱语，自有祖宗法度惩治。先生须以社稷为重，请速回朝办事，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许再辞！”
  小万历对张居正当政以来的辛劳称许有加，并表示要严厉制裁刘台。张居正顾在师生情面上，恳请免去刘台一百大棒的体罚，酌情减为革职为民，刘台的风波这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刘台弹劾张居正一事影响深远，不仅为张相公身后之祸埋下伏笔，也开学生骂老师之先风。
  日后不少言官敬佩刘御史“敢于直言”的勇气，纷纷效仿他弹章奏劾各自座主。首当其冲的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相，尤以王锡爵为显，此老被晚辈铺天盖地的诽谤整得无颜在朝做官，只能告老还乡。
  沈德符如是总结参劾者动机：“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
  平心而论，在那个宗法社会，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指出其过错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种批评最终走样，成为纯粹的口水仗，为博名而揭人短，为反对而反对，师道不存，更恶化了此后党争的风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难以言说的无奈
  最令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刘台弹劾自己的具体条款，虽多夸张，妙在所言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门人同情刘台同学。
  政治终归是政治，它的复杂性决定了绝不能仅凭简单事实妄下定论。
  刘台弹劾张居正是权臣，其实明朝自从大学士执掌机要后，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个个首辅迹似权臣。只要皇帝一句话，你就要卷铺盖回家，君不见当年高拱倒台之际，头一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轻车简从，匆匆赶回河南，连驿站都不能再用。这是体制硬伤，无从打破，张居正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任用私人如张瀚、张四维这类事也非张居正首倡，几乎所有坐上首辅大位的人都在不遗余力营造自己的势力网，张四维本是高拱得意门生，一直为高拱被逐归乡一事愤愤不平，张居正或许是为了笼络高党人心才把他引入内阁。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唆使言官弹劾前任首辅，对张居正蓄意打击报复。
  说到箝制言官，张居正确实有之，当时士林流传不少讽刺他的雅谑，但在张相爷看来，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谋之于众，而断之于独”，独断专行充其量不过是改革良药给改革大局造成的一点副作用而已。
  改革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多数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会一事无成。
  朝会上，凤阳中都留守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向皇帝上奏军区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觐天子，应该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引领，出班跪拜，然后上奏公事。而这群留守司官员不等引奏直接觐见天子，御史们就要纠察他们违反祖制。
  张居正急忙阻止，郑重告诉他们：“留守这样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
  御史们不以为然，满心希望拿出法律条文驳倒张首辅。可当他们翻阅朝仪规定后傻眼了，果如首辅所言：留守不引奏。
  张相公博闻强记，熟记《大明会典》，甚至能将这部煌煌巨著倒背如流，是帝国最优秀的典故专家。
  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询问他们这事《大明会典》中是如何规定的、那事依国朝法制又该如何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
  张相公果断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头故纸堆，认真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时人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俯首贴耳听从高人指挥，这是体制缺陷，也是张居正的无奈。
  迫于国家经济窘迫，他追缴欠税，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常年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刘台竟夸张到民不聊生。
  其实，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财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财政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是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皆为政坛常事，不足为怪。
  刘台还说张居正江陵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但这招用得相当精巧。经济问题历来最为百姓所关心，从此处大做文章，完全可以毁了张居正生前身后几百年的名誉。
  其实，明朝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达到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圈内，几乎无人可免。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其他合法拥有的特权相当可观。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等。作为一国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贵为国朝第一元辅，生活奢华，面对滚滚而来的贿赂却保持着难得的从容与淡定。万历初年之所以得以修明法治、清肃吏治，张居正过人的才能和毅力固然重要，他的洁身自好也促成他的成功。他很少接受下属馈赠，除非少数莫逆之交，会酌情收取少量礼品作为人情。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了张居正家产，发现他的财产只有十万白银，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其父其弟所敛。原本想在抄家中大发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后人掀开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墓室内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外，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但他仍无法阻挡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利用其父母寿辰等各种机会，向当朝元辅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为首辅立坊、建亭、造假山花园来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