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在“子为父隐”的儒家社会，张居正只得“严家范、禁请托”，严禁族人做出违法乱纪、祸害乡里之事。在他极力坚持下，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被停止，减轻了家乡人民的负担。
  尽管张居正严于家门之防，但他毕竟位极人臣，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淤出一片肥沃的田地，荆州知府就亲自上门去到张家，撺掇张家出来报领无主良田。张居正几次给督抚难堪，但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始终有人向他的家人馈赠，使他蒙受不少无可奈何的指摘，这是时代的风气，张居正无法脱离这种困扰。
  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仍然得到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充分信任，他紧握政权，个人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给老师徐阶写信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任；攻击自己，便是攻击国家；摧毁自己，便是摧毁国家。
  
第十章 阳谋：道义和棒子的较量
  风波的开始
  学生告老师事件逐渐远去，可时间不会停歇，挟持着所有人和事，滚滚奔流，迈进新的一年——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
  这一年，张居正五十三岁，万历皇帝十五岁。这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年，无论是对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还是首辅张居正个人际遇而言，都注定汹涌激荡，云诡波谲。
  这本应是张居正引以为豪的一年，立春以来，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张家二少爷张嗣修也春风得意，高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子承父业，光耀门楣，张居正深切感受到了“吾家有子初长成”的欣慰，这是身为父亲特有的骄傲，是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个人取得多大成就，都无法比拟的。
  福兮祸所伏，就在张氏父子感受成功喜悦之时，一场危机从天而降。
  深秋九月，秋风萧瑟，噩耗如黄叶般从天而降：元辅父亲张老太爷病故。
  父亲去世，放在寻常百姓人家，只不过家庭私事。然而，对于彼时彼刻的张居正，如何处理亡父丧事，竟掀起一场巨大的官场风暴，元辅家事被涂上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令张居正始料未及，然亦在情理之中。
  人言可畏，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使已经平息的反对逆流重新出现，暴露出掩盖于万历新政升平景象之下的内部危机。五年后张居正人生落幕，身后血雨腥风的清算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号观澜，在科举仕途上一直很困顿，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好在他处世乐观，况且生得一个天才儿子，看到儿子前途无量，已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父以子贵，儿子由翰林院编修做到内阁首辅兼帝师，父亲也就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摇身一跃成为当朝首辅的父亲。皇恩浩荡之下，张家在江陵的势力一日大于一日，张文明飘飘然了，也开始纵容家奴横行乡里，由此给儿子增添了不少麻烦。张居正在京城虽然也略有耳闻，可那毕竟是老父，子为父隐，只好拿家中奴仆是问。
  张居正考虑到家父一辈子都待在荆州，着实太闭塞，也想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住，好让老人见识下京城的花花世界。
  而老张头的回答，却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儿啊，不要老想着爹。你贵为首辅，凡事需以社稷为重，鞠躬尽瘁以报君恩，好实现为父之愿。”
  这也难怪，老太爷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传统文人特别看重叶落归根，尤其在自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更不愿轻易远离故土。
  张居正本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恰逢宫中筹备皇上大婚，作为元辅，他怎么也无法脱身，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行返乡。
  九月初的一天清晨，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文明冒着霜露登上王粲楼，后患上重感冒，病情来势汹汹，加上旧疾未愈，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十二日后，噩耗传至京师。
  这一日，张居正和往常一样，在内阁处理政务，张府仆人神色慌张，送来一封家信。严毅的张相公见此颇为不悦，本要训斥家仆。可他打开信发现这是父亲的噩耗时，心如刀绞，竟当着诸同僚的面失声痛哭，同僚们看着泪流满面的首辅，也不由深感同情。
  这时，一个比首辅丧父更为重要的政治难题浮出水面：首辅面临着丁忧还是夺情的艰难选择。
  明代的丁忧制度，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为丁忧。守孝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
  自古忠孝难两全。丁忧制度的执行适逢国家利益，也有让路的先例。而这种无奈的让路，古代有个专业术语——夺情。
  所谓夺情，就是夺取其亲子之情，移为别用的意思。这是古代的权宜办法，一般只能用在将帅出征之时，为免因父母之丧而贻误军机，皇帝往往命令那些人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从戎，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听到的“金革之事不避”。文官如阁臣夺情，有明一朝，也并非没有夺情先例：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宣宗下诏夺情起复。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以母丧丁忧去，随即夺情起复。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遭遇父丧，宪宗下诏起复。
  万历小皇帝此刻羽翼未丰，身边可以依靠的除了生母李太后，就只有张先生了。他深知，国家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虽然自己已经十五岁了，但国家大政和御前教育，仍需首辅襄助，倘若此时首辅回家守制，自己怎能轻易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于情于理，小万历都不愿张先生丁忧归里。
  其实早在张居正得知父死噩耗的次日，其他两位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就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万历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元辅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关系至关重要。何况又有往例，卿等亟当为朕劝勉，不可太过悲伤。”
  他又入情地写了手札给张居正：“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接着，万历皇帝又谕吏部：“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而去？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第二天，万历又赏赐张居正置办丧事的银两等。
  此时此刻，张居正何尝不是百感交陈？他生在那个推崇“忠孝”的时代，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当然追求做一个忠臣孝子。父亲驾鹤西去，他号啕大哭。父丧期间，皇帝御赐的任何点心，如先不供给先父灵位，绝不食用。
  同是天涯沦落人，恰恰张居正同年进士，前内阁首辅李春芳的父亲也在当年与世长辞，与之同命相连的张相爷很羡慕李大哥能为家父养老送终，痛责自己生不得侍养父亲，死不能守在父亲身边，抱恨终天，死不能赎。
  执政兼帝师的双重身份更要求张居正为万民作出表率，尽早辞职守孝。丧父之痛尚未抹平，心中又有难以割舍的改革大业，如今，考成法已顺利执行，人事布局也初见成效，岭南贼、沿海倭亦相继平定，正逢推进改革的攻坚阶段，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何况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之人，他骨子里希望夺情。
  张居正按惯例上疏乞恩守制，字里行间却暗示皇帝不必拘于常理：“如皇上之于臣，恳切诚笃至极，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报答皇帝厚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束于常理之内？”
  张居正的“暗示”和皇帝的心愿不谋而合，较之首辅本人，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为摄政，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一时根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来接受重担。所以他们也一定不会答应守制要求。
  而明末《定陵注略》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就戏剧得多，张居正奴颜媚骨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大太监冯保帮他夺情。
  这样绘声绘色的描写仿佛作者身临其境一样，细细推敲，不仅所列时间有误，而且逻辑混乱，不足为信。
  万历初年的政坛铁三角都极力支持首辅夺情，不幸舆论却不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接下来上演的就是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皇帝降旨挽留张首辅，而张居正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求归的暧昧剧情。
  当张居正在私寓接到皇上派司礼监太监李佑送来的御札后，立即表示哀痛之情：“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五日病故。臣听说讣音，五内崩裂……哀毁昏迷，惟有哭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