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又对皇上派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将太后与皇上赏赐的香烛布匹等物恭捧到私第，上疏表示感谢：“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碎首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幸而未死，报国之日长，且国家非有金革之意，而令臣夺情起复，此非盛世所当有。”
  张居正委婉道出夺情非盛世所当有，万历则不以为然，始终坚定不移地主张夺情，在张先生《乞恩守制疏》下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地批示：“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十龄，皇考归天，将朕托付给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宇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大小事务须臾不可离卿，岂能待卿三载？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岂金革之事可比？卿为君父，勉抑哀情，恪遵前旨，以报先帝顾命之重，毋得推辞。”
  张居正耐心地再次上疏乞恩守制。万历仍坚持成命地批复：“……连日不得见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何况三年守制？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听从，今日此事，希望卿听从朕之言，不要再做推辞。”
  两天后，张居正三疏乞恩守制，文中说：“皇上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今天朝中文武将相，谁人又不是臣所举荐？他们有才有识，同心报国，即使臣一时离去，陛下仍有这些贤臣良将辅佐，何必专任臣一人？且臣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陛下以孝养两宫太后，何不推此心及臣母？”
  万历仍不同意，他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敕谕一道，除了重申恳切挽留之意，还转告张先生，他已经安排好司礼监随堂太监同张居正儿子张嗣修一起赴江陵安排丧事，并迎接张母来京，以解先生后顾之忧。
  张居正心知肚明，这种表面工作已可告一段落，再演下去反而显得做作，夺情此时已水到渠成。既然万历皇帝再三慰留，并且连后勤工作都妥善安排好了，他便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臣念皇上大婚之期迫近，便不坚持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日，候七七满日，惟入阁视事、随侍讲读，不上朝……随侍讲读与入阁视事之时，陛下容臣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凡需具衔之章奏，皆注明‘守制’两字，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今卜地营茔，明年三四月间乃可竣工……至期，仰懇圣恩，仍容臣乞假一行。”
  万历除了明春允假归葬之事不同意外，其他一概允准。
  这就是张居正的在官守制。它不同于以往的夺情起复，需先在府中服丧满四十九日后，才能以守制之身入阁办公。所以张居正在公开场合还要身穿孝服，批阅的章奏上也要注明“守制”二字，他特地辞去首辅的俸禄，以表为国效力的虔诚之心，让天下人知道他绝非贪图区区俸禄。
  首辅的门生故吏不乏厚礼相赠以表关切，张居正认为既然已公开辞去官俸，如果私下再接受门客馈赠乃上欺君上，下欺良心。相爷故交送来的除祭品外的礼品无一例外地被拒之门外。日后，他向老友陈道基等人谈起当日心境：“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这里须说明：今人批评张居正晚年骄盈尊大，自称“孤”为僭越，其实不然，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都以“孤”自称。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张先生在父亲去世仍坚守工作岗位，本来就够辛苦他了，现在连基本工资都辞免，小皇帝为此深表愧疚，他连忙向内府及各衙门降旨：“元辅张先生，俸禄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令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直到服满之日为止。”
  皇恩浩荡，这下张阁老的所得之数，如果再算上不可胜计的“其余横赐”，远远超过他的正常官俸。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首辅夺情起复的大局已定。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入阁办事，仍大权在握。
  纲常的力量
  《论语》有言：“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那张父的“道”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张居正以社稷为重吗？由是观之，张居正何罪之有？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道德全无，他旨在用礼乐形式规范人类丧失的道德，塑造贤明的救世君主。后世为了加强统治，不断扭曲着孔子的思想，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撷取“孔孟之道”来约束行为规范。最终，不仅使儒家学说走向死胡同，也使社会越来越禁锢。越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个人空间反倒受到越大的挤压。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所谓“清流”逐渐在士大夫之中占据话语权。“圣经贤传”中的话语被读书人越来越教条化地理解。无怪乎出现数不胜数的、个个以“死谏”、“直臣”为荣的激进官僚，士大夫也大加褒扬此等“忠臣”，引得气节之士个个乐于站出来做礼教的卫道士，换得“生前身后名”。大明王朝好几次扭转国运的机会，就断送在这群人手中。
  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安排毫无意外地激起三纲五常卫道士们的极大反抗，其气势之咄咄逼人，实为首辅与小皇帝所始料不及，在当时官场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
  姑且不说敌对势力，即便在张居正自己的阵营里，也有人跳出来反对夺情，建议张居正顺应舆论，做个贤臣良相兼道德楷模。
  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就是其中一位。宋尧愈是上海名流，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欣赏其文，提拔他为第一名。听说张老师要在官守制，宋尧愈上疏劝诫敬爱的张老师不要冒此风险：“相公留任乃苍生万民之幸，丁忧乃天下万世之幸。今覆盂安澜之日，正相公行礼知足之时，相公欲名垂青史，决不可图一时之利，守制为上策。”
  宋尧愈自以为深明大义，连善后工作也替老师做了安排：“即使去后不测，毁谤大起，相公持先皇之顾命，帝后老臣亦有处置，可保无大患。此即付小代价，而省天下汹汹之议。断不可占据要津，以利器杜民之口。”
  小宋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时之间广为流传。
  一贯受首辅提拔重用的蓟镇总兵戚继光想得更精细，甚至提议相爷先安心回去，把首辅之位让给徐阶，反正徐老年事已高，不可能久居其位，不愁他不交还相印。
  首辅挚友陆光祖再次站出来，规劝张相国回乡丁忧，保全晚节。
  他们都是张居正的生死至交，劝他回乡，或因正统观念，或是权衡利弊，并非关键时刻的离心离德。
  宋尧愈等人为张居正本人身家考虑得相当周密，但他们忽视了张首辅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几年来得罪缙绅无数，一旦离位，想要避免祸害绝不那么轻松。更为重要的是，张居正首倡的各项改革大计尚处在创制阶段，全国性的荦荦大端仍有待出笼，一旦离去很可能人去政息。
  相门第一幕僚朱琏听说首辅迫于压力，态度摇摆不定，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一溜烟跑到相府，试探态度。
  张居正看到平素爱重的门生来了，感觉格外亲切，把多日的郁闷一股脑倾吐出来：“我想要回去丁忧，却无法成行，君子不饶我，小人又不谅我，我不如一死了之，以谢天下！”
  朱琏何等精明，一眼看出张相铁了心要夺情，他没有上前安慰老师，反倒声嘶力竭大叫着威胁：“老师受国家厚恩，怎么能走呢？倘若一走了之，门生就上本参劾老师，顾不得师生之情！”
  得知朱琏演了这么一出，张居正夺情起复的打算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本骑墙观望的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人，一边追悔自己没有朱琏的表演天赋，不能在张首辅面前表忠心，一边亡羊补牢，纷纷上疏表态：“元辅您受到皇上与太后的重托，不能只念私情。”
  万历皇帝此时正愁留不住张首辅继续改革大业，接到他们的奏疏，连忙命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张居正。张瀚颇不以为然，但毕竟是皇帝的命令，他终究是不敢怠慢，于是找来他的下属，吏部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何侍郎正色而曰：“丁忧守制乃天经地义之事，不能迁就。”
  何维柏是官场里有名的正派学究，以敢于直谏闻名海内，他早年上疏力数严嵩的罪恶，触怒嘉靖帝而被罢官逮捕，直到隆庆改元才重新起用。他目睹了嘉靖时代国家的破败衰乱，如今的大明江山在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励精图治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但毕竟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权衡之下，他还是选择了维护礼教。
  一年前，刘台猛烈攻击乃师张居正，何大人深为不满，他联合九卿共同慰留元辅。但这个人从来都是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在他眼中，张相爷这次真的该走了。
  何少宰声名在外，他的议论有如一针强心剂，壮大了张瀚的胆量。对首辅一向言听计从的张瀚翅膀硬了，不再唯首辅马首是瞻，他祭出“拖”字诀，索性不理张居正。
  太宰的态度至关重要，而张瀚却一味敷衍拖延，吏部司官催促张尚书尽快复奏，张瀚继续装糊涂卖傻：“大学士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不过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