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皇帝屡次下诏书恳留张先生，官员们也正纷纷交章请留首辅，唯独这位张首辅当年力排众议一手提拔的张尚书捶胸叹息：“呜呼哀哉，纲常扫地矣！”
  小皇帝也被太宰磨得失去耐心，责备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张瀚心中的天平早已偏向反夺情一侧，他抢占道德制高点，又有清官典范何维柏做广告，即便不理睬慰留首辅的上谕，皇帝也不至于拿他怎样。
  张居正这下好没面子，他私下请自家门客奔走于张瀚府上游说，满心希望这位“迷途”老头子回心转意，继续无条件支持自己。但是张尚书既然已经得罪了张首辅，如果真的转变主意，刚刚赢得的那点虚名也会荡然无存，只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任首辅门客苦口婆心地劝慰，也不为所动。
  看见门客们铩羽而归，张居正失望之悲溢于言表。
  软的不吃来硬的。
  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趁机弹劾张瀚、何维柏，张瀚被勒令回浙江老家养老，何维柏罚俸三个月，而后调往南京任礼部尚书。
  张瀚离京前，张居正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前去送别。
  曾经的亲密无间化作今日的猜疑提防，两人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光彼此相望。张瀚虽然失势，但他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官场的厌倦与对张居正的失望，多少还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骄傲感，与张居正眼神中的惆怅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尴尬。
  良久张居正才开口：“你走了，我更痛苦了，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张瀚却丝毫不领情，仍旧冷酷不语。他事后在自己所作的《松窗夜梦》里痛批昔日的战友是位嗜权恋位的伪君子，父死不奔丧而把多年同事逼走，还假惺惺地故作悲伤。
  何维柏的命运似乎相比张瀚要好，毕竟还留任当部长。其实，礼部尚书官位虽大，但到南京担任此职无疑是贬斥，南京的六部尚书比起北京，就是冷衙门，养老院而已。何维柏看破官场斗争，对曾经寄以厚望的首辅不由失望，他心灰意冷，不久也辞职回乡，永远离开官场。
  廷杖——杀一儆百
  如果说张瀚、何维柏等高层官员还属于无声的抗争，一些年轻气盛的低层官员则想借此机会轰轰烈烈大闹一番，在青史上留下不畏强权、坚守纲常的光辉形象。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纷纷严词露章弹劾，将首辅夺情事件推向高潮，一场官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担任主考官所招收的学生，因为文采飞扬，机智聪明，很受张老师欣赏。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弹劾老师的心血大作《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只身前往张居正的府邸，鼓起勇气把副本送给张老师过目。
  不得不承认，吴中行的疏文颇有文采：“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父子相别十九年，子由壮至强，由强至艾；父从衰得白，从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长逝于数千里外，遂成永诀。元辅不得一凭棺临穴，实不合情理。”意即首辅大人一心为国，夙夜辛劳，以致父子相别十九年未见，如今张首辅的父亲与世长辞，首辅大人竟无法归乡凭吊，实在不合人伦情理。
  例行的吹捧结束后，吴同学笔锋一转，点到了夺情的焦点不在于丁忧本身，而在于政治：“如今皇上一定要留下师相，与元辅勉为其难地留下，只有极为练达圆通者才能理解其中奥妙，那些深处局外远观之人，也许会因元辅的出格行为，给他扣上‘不韪’的帽子，如何彻底消除街头巷尾的非议，而让元辅的良苦用心家喻户晓……”
  “夫舆情未惬，革面无庸……”
  张居正看到这里，已是怒发冲冠，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折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这轻轻的一纸奏折，在张居正手中却显得无比沉重，它意味着官场新生代对自己的背弃。
  吴中行也没有去捡那折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
  吴中行上疏之后的第二天，赵用贤上疏。赵用贤与吴中行一样，同为翰林院史官，亦同为张居正学生。
  他不同于吴中行，一点师生情面都不留，要求皇上效仿先朝杨溥、李贤，令张居正暂时返乡守制，弥补张氏父子十九年未见之缺憾。赵用贤谴责张居正能多年效忠皇上，却不能为生父养老送终。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积累多年的政治声望恐怕要毁于一旦。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台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如今言宫不顾人伦，创立异说，一面倒地请留居正，岂不违背正论而徇私情？当时又正值天空出现彗星，擅长星相学的赵用贤，从占星术的角度，恶毒宣扬：“首辅夺情，此乃国朝不祥之兆……”
  慧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扫把星”，一般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京城议论纷纷，声讨张居正夺情是大明的不祥之兆，甚至有人满街贴大字报诋毁张首辅。
  这还没完，赵用贤上表弹劾后的第二天，亦即吴中行上疏后的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对他更是刀剑相逼。
  艾穆开篇就危言耸听地拿天象警告皇帝，首辅夺情，居然能干涉天象，影响星球运转，如此说来，张居正真的成了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超人了。
  接下来艾穆开始详细阐述“纲常伦理大于江山社稷”的理论，一针见血地直戮张居正痛处：国家有大庆大祭，首辅如果要避开，则不合君父大义；如果要参加，又不合父子之情。不知那时，陛下将如何看待张居正？张居正又如何自处？更激烈的是，他们视改革如寇仇，把历代变法家的缺点统统扣到张居正头上：“居正无商鞅之公与明，而有其惨；无王安石之学与行，而有其执。”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误民，谄媚太监，欺君罔上。皇帝如今年过十五，完全可以主宰国政，不需手握重权的元辅大臣督导，应让张居正去位守制。
  这些人打着堂皇的道德旗号，以伦理纲常立论，其实个个都为名为利，夺情与否这个纯粹的纲常争议始终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乡谊”、“年谊”向来为古代官场上科甲出身的人所注重，而“反张英雄”前有门生刘台、傅应桢，今有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老乡艾穆，这令孤傲的张首辅情何以堪？
  张居正听到消息后拍案而起，悲愤到了极点：“当年严嵩祸国殃民，也没有同乡、门人攻许他，难道我连严嵩都不如？”
  年过半百的张居正本已身陷忠孝难两全的困苦中，既贪恋来之不易的鼎臣重权，更挂念惨淡经营的救弊心血，丧亲之痛的萦郁，伦理纲常的压力，夹杂缠绕，士情如此，无疑雪上加霜。这一切彻底激起张首辅的楚人脾性，既受非常之恩，当有非常之报。他在奏疏上表示：
  皇上恩宠不可强行推辞，皇上命令不可屡次违抗。既然身负国家社稷的重任，就不应该在私事方面顾虑太多。连日来，他每天反省，感怀忧惧，想再上疏回乡，又怕被皇上怪罪。只能遵照此前的旨意，等七七四十九天满了之后，再赴阁办事。
  写完，张居正连连长吁，仿佛要把数年来积累的闷气全都倾吐干净。风度翩翩的他竟扬起拳头狠击桌子，笔架上的毛笔都震落下来，洁白的纸张沾上了滴滴墨迹。
  愤怒归愤怒，事到如今，只有迎头处理：一边是偏执君子的口诛笔伐，一边是奸恶小人的阴险排挤，如何处置这些人以稳定政局？
  站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张居正认为，若要制止此风蔓延，捍卫改革，切不可行妇人之仁，贻误大局，而要以雷霆手段，杀一儆百。他找来政治盟友冯保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是——施行廷杖。
  何为廷杖？简而言之，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以重典驭臣下”，务使其唯唯诺诺，于是发明廷杖的酷刑来惩罚臣僚。哪个大臣不听话？廷杖伺侯！
  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这一衣钵，廷杖之事史不绝书，廷杖的缘由无所不有，惨死在廷杖之下的官员非常之多。
  官员无罪被杖，他本人就成为“正直敢言”的代名词，肉体上的伤痛成为永恒的勋章，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没挨过板子的人反而眼馋不已，个个想要借此机会扬名千古。
  病态社会所酿成的病态心理，正常社会的人难以理解。
  堂堂首辅竟然要以打屁股这种侮辱人格的酷刑打击异己，舆论大哗。吴中行等人在翰林院的数位同僚响应舆论号召，纷纷上疏申救，却没能如愿。
  解铃还须系铃人。
  德高望重的礼部尚书马自强首先站出来劝解。陕西人马自强人品端正，张首辅秉政之初，因其精明能干受到举荐，马自强受宠若惊，“颇德居正”。
  马尚书料知事情不妙，晋谒匍匐在孝帏里的首辅，极力为吴赵等人辩解：“这些官员少年气盛，冒昧无知，不过他们都一心为国，并不是针对相公。现在皇上大怒，只有您上疏营救，才能避免大祸。”
  张居正一时语塞，竟把往时矜持的风度置之不顾，口中念道：“老夫现在正在守丧，不管外事，请马尚书多多包涵，请马尚书多多包涵……”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福建巡抚庞尚鹏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惊闻此事，立即写信，快马加鞭送到京师，劝张居正廷杖一事行不得：“国朝立国二百余年，未尝有史官被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