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在邹进士眼中，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古怪弊多，限制州县入学人数，妨贤误国；官员今日进言而明日获罪，言路阻塞；处决人犯设置定额，滥杀无辜等等。
  他还明里暗里讥刺皇帝：幸亏张居正只是丧父丁忧，还有挽留余地，要是哪天首辅归天，陛下难道还就不学习了？志向就坚定不下来了？
  骂完皇帝，邹元标继续大骂首辅父死不奔丧，还聒不知耻自诩自己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事，其实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牲。
  “不顾傍人之非，恤匹夫之小节。非病狂丧心，有此言哉？先朝李贤，夺情起复，罗伦力排斥之。居正之不归，盖无情之可夺，无复之可起，远非贤之俦矣。”
  邹元标在此提到的李贤、罗伦正是明朝史上一次夺情风波的主角。李贤是河南南阳人，天顺、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难得的治世良臣，却由于“夺情”起复一事有损英名。
  他的学生罗伦当年也抗疏论李贤起复遭到贬谪。巧合的是，罗伦亦为江西吉安人，是邹元标的老乡。
  邹元标的奏折给罗伦打了个大大的广告，一时罗伦疏贵，反对夺情的官员们争相购买罗伦劾李奏疏，从中寻找劾张利器。
  张居正却“恨屋及乌”地蔑视罗伦小子乃无知腐儒，百般同情理解老前辈李贤，佩服李大人的忍辱负重，甚至特意为李公建坊纪念。
  再说邹元标，奏折的最后，他危言耸听地“展望未来”：张居正一个人不足惜，如果后世再有览权恋位的人，全都学习张居正，以致窃权篡位，危害社稷，遗祸深远。
  此疏一上，轰动朝野，邹元标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一举变成天下读书人敬慕的精神偶像！据说张居正读到邹元标的奏疏不但没生气，反而为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敢所感动：“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
  廷杖四“直臣”已使中外离心离德，再这么强硬下去，道德破产的代价着实伤不起，张相公决定宽免邹元标。可冯保却衔恨不已。
  邹进士最终没能逃脱厄运，当天下发圣旨：邹元标廷杖八十，发谪贵州卫所充军。
  发配途中，邹进士的鲜血涔涔而下，沾透了洁白的衣襟。所幸他躲过阿附者的追杀，安全抵达贵州戍所。以后每遇到天阴季节，邹进士腿骨间常隐隐作痛，晚年甚至不能作深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贵州僻处万山丛中，王阳明当年就是廷杖后，在贵州龙场卫苦心钻研，终成一代学术巨擘。邹元标也在贵州苦心钻研，最终赢得世人钦佩，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邹元标的奏疏，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能写出。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他与张居正同样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之士，他对新政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他人敢怒不敢言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且极具现实价值。
  这种犯颜极谏的精神可嘉，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在不恰当的时机、不恰当的场合提出这些某种程度上也算正确的意见，下场就不只是徒劳，且要付出更大代价。
  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把矛盾扩大化。张居正在失去至亲时，被人东拉西扯借题发挥，把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批得一无是处，会是什么心情？岂不又给那些时刻伺候反击的敌对势力提供口实？难怪张居正虽欣赏邹进士之勇气，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教训邹元标。
  小皇帝的撑腰
  重磅打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邹进士，“夺情”风波稍稍平息，张居正向万历帝谈起他的苦衷：“言官们都指责臣不孝，贪恋权位，骂臣禽兽不如，这是天下大耻，臣不以此为耻。现在那些大臣都已受到惩罚，臣也不敢营救他们，以免又背上欺世盗名的骂名。”
  万历皇帝看到老师受到委屈，体贴地安慰道：“朕为爱卿设身处地，考虑体恤，爱卿就为朕抑制私情，顺应诏命吧。夺情起复，移孝作忠，尽君臣之义，这哪里扰乱了纲常？一些奸险的官员结党营私，试图动摇我们君臣的情谊，危害社稷，于法难容。爱卿一定要谨遵谕旨，不负重托啊。”
  虽说地球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确能改写历史，影响深远。张居正在帝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大家胡乱吹嘘的，内阁实在少不得他，虽然居丧在家，但凡遇到重要事情非他拍板不可。
  其实自张居正得知父丧消息，在家操办丧事的同时，从未间断过处理公文。内阁办事人员不断拿着公文穿梭于内阁与张府两点一线，请首辅票拟谕旨，然后禀报次辅吕调阳、张四维。
  有时候，吕调阳、张四维索性每天去张府请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常常派人赶赴张府，请教某事某人张先生有何高见。
  张居正仍以政务为重，来者不拒，一一应付自如。为了接见官员方便起见，他索性在丧服中穿上了官服冠裳。
  张首辅接待官员谈论公事，就脱去丧服，以表郑重；办丧事时，套上丧服衰绖，以示哀悼。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确实是一个不曲徇于人情世故，嫌怨有所不避的磊落奇伟之士。
  许多官员为表礼节，也都穿着素服进出张府询问政事，构成大明政坛的一道奇特风景。他们固然出于“礼义”，但岂知不是在谄媚阿谀张首辅呢？
  《神宗实录》言张居正“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威权震主且违反程朱理学的道德范式，为张居正身后悲剧种下祸根。
  时光在紧张局势与忙碌工作中匆匆而过，转瞬间，四十九天的“七七”父丧期满。
  十一月初五，鸿胪寺少卿陈学曾传旨给张居正：“元辅以父丧七七期满，请于初六日入阁办事。”到了初六那天，文书官孙斌奉旨前来宣召，要张居正到平台接受召见。
  万历说：“先生已尽孝，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切勿忘父皇临终嘱托，始终为国操劳，才是大忠大孝。”
  张居正听后，悲感哽塞：“接到皇上的前后几道谕旨，臣虽愚笨但也能体察圣意，而且当年先帝以顾命重任相托时，臣也发誓要以死相报圣恩，今天又怎敢违背誓言呢？只是臣天性愚笨耿直，凡事只知道一心为国，不顾人情私谊，导致仇怨丛集，还妨碍了别人的升迁之路。若是臣能早日退休回家，不仅可以尽孝道，还可以保全晚节。”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万历帝也深知其意，便好生劝慰：“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知道。那群奸人乘机排挤先生，自有祖宗的法度处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天是个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说着，万历吩咐左右太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两银、四表里彩缎，犒赏给首辅：“朕要与张先生一起用膳！”
  用膳完毕，张居正在太监孙斌的陪同下，青衣角带前往内阁处理公务。
  他从初六日开始登朝视事，出朝房见客，便一如往常，身穿官服，衣绯悬玉，甚至还参加一些吉庆典礼。这又引起了一些官员们的非议，首辅器重的许国就提醒他：“守制期间，相公怎能身着彩服？”
  张居正沉默不语。
  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为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上疏鸣冤：“此五臣生死未卜，永绝国门之望，万一有何不幸，上伤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气。”
  任他如何慷慨言事，皇帝依旧置之不理，把他夺职为民。此后再有奋起反抗者，都如海上潮汐般旋起旋灭，这样一来，“夺情起复”已成定局，言路暂时平静，张文明死后引发的风波，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夺情到底惹了谁
  “夺情”事件算得上万历五年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朝野震荡。有心人都把张相夺情写进剧本加以讽刺，盛行一时的《星变志》等笔记小说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伦理道德固然可畏，面对强大的政治车轮时却不堪一击。这场斗争中，万历帝无条件地站在张先生这边，注定了张相的胜利，夺情巩固了他苦苦争取来的政权，却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那位善意规劝张居正守孝的宋尧俞看到自己建议不被采纳，悲愤而死，天下贤士莫不惜之，张居正的个人声望跌到谷底，不少以往热切支持张居正改革的贤官能臣，也因此站到了首辅的对立面。张居正日益强大的政权背后，暗暗潜藏着危机。
  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不少人打着纲常的幌子，把自己装扮成正义公理的代言人，大肆非议张居正其人其事，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中断新政，维护既得利益。
  衡量了国政与守制的轻重后，张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维护个人威权的权谋手段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彰显出对诸多谤议在所不顾的大政治家风度，又一次击退了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
  张居正也并非孤掌难鸣，时人一片反对声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帮他度过人生最困难的关卡。
  其中，为之奔走呼号最为积极的当属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当推重名教，时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时代的李贽做过比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谓。
  但耿先生在这件事上却不拘泥于纲常名教，表现得相当开明，耿先生曾对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张元忭赞誉，相公乃当世伊尹、周公，反观那些反夺情官员，看似爱国守礼，实则全无大是大非与轻重缓急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