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他抄写时，心中充满怨言：“张先生简直就是故意要拿朕这位九重天子出丑。”只是碍于母后情面和大权在握的张首辅情面，暂时不敢爆发。
  为了不让万历耽于玩乐，张居正邀请翰林院词臣们，从明代诸皇帝的《实录》和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中选取精华，分门别类修成《谟训类编》一书，共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类，在皇帝经筵之余，由讲官进讲。张居正用心良苦，希望通过此举，让万历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促使万历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强势宰相的另一面
  阳春三月，张家大喜临门，在申时行、余有丁主考的这年科举考试中，首辅最疼爱的张家三公子懋修高中状元。主考阅卷，原本拟定懋修第三名进呈御览。
  万历接过三百余份考生试卷，一一翻阅，以为敬爱的张先生爱子做探花太屈才，于是拔为第一，亲手为他戴上精致高贵的状元冠。正巧这一科，张居正长子敬修也中进士。
  国事、家事两丰收，张居正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改革大业亦后继有人。
  礼部尚书汪镗率诸翰林入贺，汪大人首先致词：“老先生功施社稷，（太祖成祖）灵笃生贤嗣，世世作国家辅相。”
  皇亲国戚也都向相爷发来贺电。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张家诸子可谓极尽风光，荣耀的背后是舆论的强烈反响。
  相传懋修中状元时，传胪之日，张相公正在相府饮酒欢庆，忽然送来兵部的紧急塘报。国事大于家事，他收起满心的欣喜，直奔内阁处理军务。张居正打开塘报，根本不是军情汇报函，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讥讽首辅大人以权谋私的对联：“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张居正怒不可遏，连问何人敢如此放肆，身边侍卫支吾不语。
  世人大多心中不服，觉得张懋修无才无学，不过凭借父亲的煊赫权势，窃取本不应属于他的神圣的国家名器。张居正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不把外人议论放在眼里，正是他的忽视，人言的暗潮慢慢积蓄着力量。
  尽管张居正尽心尽力为国谋福，可民众的怨气却没有因此烟消云散，科考毕竟是当时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在皇帝的默许下，首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科考原则。这或许是最大的科考舞弊。
  
第十四章 迅飚中的孤焰
  急流勇退而不得
  张居正隐隐感觉到皇帝与同僚或多或少对他有所怨言，作为顾命大臣，为了事业不致前功尽弃，也为了身家安全，功成身退乃最明智的选择。
  张居正之前，高拱、徐阶、严嵩、夏言等凡是执掌过国家大权的首相，不是自己被杀，就是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
  这个可怕的传统，时时威胁着现任首辅。
  张首辅以政治家的敏感，隐隐约约预感到“身后必不保”的凄惨下场。
  早在他回乡归葬之际，皇帝一天之内连下三诏请他尽快回京。湖广巡按借此机会，准备为首辅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张居正并不以此为荣，表现得极为豁达：
  作三诏亭，意甚厚。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
  兴衰荣辱，世之常情，一座三诏亭并不能使人不朽，若干年后宅第姑且不保，何况三诏亭？牌坊立得再高，后人照样可以拆得片瓦不存，兔死狗烹的道理，首辅不会不明白。
  八年来，张居正的政治地位逐日巩固。
  权势越重，风险越大。而一切的危险的源头都来自那位年轻的、权力欲也同样强烈的皇帝身上。
  明朝不像前面的唐宋与而后的满清，没有摄政的制度。明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熹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
  张居正升任首辅以后，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提高内阁地位，统召六部，驾驭百官，成为实际上的无冕皇帝，对大明政局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中枢阁臣、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大吏，几乎都是首辅推荐的亲信，御史、给事中等官员也争相看首辅眉宇行事。
  尽管张居正热恋政权，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皇太后、皇帝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也不得不让他有所考虑。况且他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繁重的政务，错综的人际关系，新政的重重阻力，都令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
  晚年的他时常感到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就会身陷万劫不复之深渊。他既无所畏惧，但又忧虑重重。他在给幼时老师李元阳信中就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
  佛家舍身的大悲大勇移于张居正身上，更多地转化为济世宏愿的执着追求，并夹杂几分楚人的蛮勇。他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穿透精神，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
  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扈从谒陵回京以后，张阁老随即递上一篇真挚感人的奏疏乞求退休：“臣不过一草野之夫，德行能力浅薄，没想到遇上先皇，被提拔做裕王府侍从，又被授予内阁大臣之职。壬申年先皇顾命时，又将陛下托付给微臣。臣自从受事以来，日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辜负先皇托付，有累先帝英明。又没想到臣蒙皇上、皇太后优礼眷顾，臣也就忘记臣之愚蠢鄙陋，尽忠竭力，报效国家，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每思及此，不可久居高位，不可久握大权。如今仰赖天地祖宗保护，中外安宁，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人才济济，臣可放心地乞求退休了。”
  这些年来他任重力微，才年过半百，须发已白，形如耄耋。昔日的聪明智虑日就昏蒙，若不早日辞去，恐怕前功尽弃。
  有鉴于此，张居正向皇上提出告老还乡、保全晚节的请求，毫无掩饰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
  成年皇帝虽已有元辅威权震主的感受，却还不敢就此放手，他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赖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两天后，张居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再次上疏乞休。他提出一个兼顾国家政务与身家安全的折衷方案：只请假，不辞职，“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
  如果万历当时准允，既能让首辅养精蓄锐，又能满足自己亲政的权瘾，或许万历新政将更有生命力。可惜年轻皇帝激昂之下略有踌躇，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尚未亲政的皇帝不敢擅自做主，还得先征求母后意见。
  慈圣皇太后的回答很爽快，异乎寻常地恳切挽留张先生：“我深居后宫，不能监管皇帝裁决政务，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与诸臣不同，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以终先帝凭几之谊。等先生辅佐皇帝到三十岁再作商量，先生今后不要再有退休念头。”
  皇帝、太后表态后，太宰王国光，太常寺卿阴武卿，吏科给事中秦燿，山西道监察御史帅祥等跟风交章恳留：元辅不可一日去！
  张居正在皇室与群臣的恳切挽留下，失去了此生最后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李太后固然信任张居正，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为张居正平添了困扰。
  她把国事交付给张先生也罢，平时动辄就拿张先生的威名吓唬小皇帝，给万历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要张先生继续辅佐渴望亲政的成年皇帝到三十岁。
  跃跃欲飞的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意味着他至少还要再等十二年才能完全自主，憋在心里的那股愤懑无处释放，就转化为对老师的不满乃至敌视。
  这也给朝中大臣和后世论者留下居正贪恋权位、欺辱幼主的错觉，使张居正蒙上很多非议。
  最后的政绩
  在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之时，张居正有过骄傲自负，更多的却是万般无奈，他没有既可平安离去、又不得罪皇家的两全之法让自己全身而退。既然如此，就只能肝脑涂地报答皇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了。
  冬去春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五十七岁，这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年。正月，内阁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正式下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等折成银两，统一以货币征解，使赋役简单化，小民也因此得到喘息。
  从此，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适应了商品经济勃兴的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都旨在平均田赋，为了有效管理田粮，吏部奏请拟补苏松管粮参政，不料此举没有得到首辅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