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

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
  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世态炎凉随节序，人情翻覆似波澜。
  那用生命倾诉的愤慨，那穿透宇宙的悲伤，有着坚强的绝望。
  即使绝命书中，张敬修依然流露出强烈的求生欲，他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倾诉满腔愤慨，可眼看着黑暗中希望之火一点点熄灭，求天不应，告地不灵之后的沮丧。五月初十写完了这份绝命书，当晚梦中得到吉兆，以为事情会有转机，但接踵而来的会审又让他的希望完全幻灭，走投无路之际，张敬修悬梁自尽。
  张敬修自缢，丢下弱妻幼子，希望其妻高氏将张重辉抚养成人。高氏得知丈夫自缢的消息，痛不欲生，用茶匙自毁容貌，然后含辛茹苦地守节抚孤，使张重辉长大成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状元郎张懋修也受不了如此折磨，先是投入井中，被人救起，后又绝食自杀未遂，侥幸保全了一条性命。
  政治与人性的较量
  张敬修用生命抗议的悲壮举动，撼动了多数朝臣的良知。
  吏部尚书杨巍对张居正这样的经纬之才落此下场，悲不胜悲，他联合内阁辅臣与六卿，一起上疏为张家求情：“张某为顾命大臣，诚为专擅不假，但任劳任怨，侍奉皇帝十年，一念狗马微忠，亦或有之。臣等乞陛下降恩纶，宽其子孙，勿令颠连失所。”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名臣——刑部尚书的潘季驯更加痛彻心扉，他不怕触怒皇帝，请求保释张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
  万历迫于大臣压力，装出一副“仁厚”的模样，无奈降下一旨：“张居正大负恩眷，遗祸及亲属。伊母垂毙失所，委为可悯，着令拨与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便马上差人传与张诚等遵旨行。”
  贪婪的万历暂时饶过张家的家属，但是对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石牌坊等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交由当地巡抚处理。
  酷吏官运果然亨通，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万历恩荫他弟弟为锦衣卫百户，邱橓也升任左都御史。
  公道自在人心，尽管邱橓享有“清名”，但时人对他“悬赃酷拷，贻楚患数年”的罪行颇有微词。
  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二人此时风光得意，深得圣眷，但后来张诚由于作恶多端，亦被抄家流放；那位丧失人性的邱大清官，次年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不久儿子也随父而去，孙子亦早夭。
  再说张家的资产已被尽数榨干，万历却还耿耿于怀于潘季驯等人提及的张府饿死多人的情节。严惩“罪犯”本人就够了，一向标榜“仁慈仁义”的皇帝怎能容忍手下人干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为了挽回虚伪的脸面，他下令张诚查明回奏。
  张诚身为抄家的领衔主管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避了饿死多人的事实，回奏皇上只有二人缢死。
  万历皇帝觉得有必要杀鸡儆猴，让群臣知道此事绝不能再提，他故意混淆缢死与饿死的数字，声称潘季驯欺君罔上。
  首辅申时行只得出面打圆场，为潘季驯求情说，当时人多音杂，潘大人听错情有可原。
  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李植，自打发家后就到处炫耀：“至尊（天子）呼我为儿！”他这时更加活跃，顺着皇上旨意攻讦潘季驯是以“狗功”自居的奸党余孽，“故辅居正，勾结太监，藐视皇权，残害忠良，荼毒海内，即使斩棺断尸尚有余罪。潘季驯作为张党余孽，不说居正罪有应得，而说陛下损德伤体，欺上瞒下，若不速行罢斥，任他蛊惑人心，后果不堪设想”。
  在群小的煽风点火下，万历抓住时机，把堂堂正二品的刑部尚书潘季驯革职为民。
  此时，小臣肆意攻讦谩骂大臣，本应神圣的朝堂一时成了讼庭，两方唇枪舌战，喋喋不休。
  就连当初忤逆过张居正的王锡爵都为自己举荐过李植等人感到耻辱，他反戈一击：李植三人从治张居正、冯保之狱以来，辄依附赵用贤等所谓君子，日寻戈矛，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天下不平之兆。
  患难见真情。
  张居正生前至交陆光祖，当初和首辅政见不合而告病隐退，复职来到京师，正巧遇到举国轰动的张案。他甚为反感言官罔顾是非、诬陷良臣、逢张必反的小人行径，严厉驳斥急于给张氏罗织罪名的少壮派官员：“江陵罪在刚愎、操切，但绝无贰心，皇天后土实所共知。故相非弄权，俯怨也，且拥护绸缪，其辅翼之功安可泯？”
  在那个党同伐异的环境下，陆光祖一番慷慨直言害得自己又遭贬谪，但这还是无法阻挡任事大臣对朝廷上下邪人、邪气的抨击。
  次辅许国郑重谴责吴中行、赵用贤等复仇党：“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
  大臣们的苦口婆心终究没能解张氏之祸，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皇帝生母——慈圣李太后。但是，倒张运动期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在这个关键时间段里，李太后选择缄默甚至纵容儿子清算恩相。
  恰逢李太后小儿子潞王即将结婚，她一心要把婚礼筹办得豪华气派，多次催促万历出银。
  万历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随意挪用国库的银两，就把责任推到张、冯身上：“无耻臣僚尽献奇珍异宝于张、冯二家。”
  李太后竟露骨地说：“既然如此，抄没必能获得。”
  后人对她的微妙态度有着种种猜测，或许其中的原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可有一点是确定的，她起初信任张居正的才干及忠诚，在“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毅然把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可谓独具慧眼，说到底是利用才相以保朱明江山。
  张居正对其知遇之恩感激不尽，誓死报答浩浩皇恩。李太后毕竟代表皇族阶层的利益，她无法摆脱阶级局限，就如同当年“逐拱”意在巩固皇权一样。
  一旦精明强干的张阁老不在人世，对他们朱氏集团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必须彻底消除他的影响力，告诫臣子们威权震主的下场。
  倒张之后，万历彻底亲政，李太后自此退出政治舞台，无论儿子如何胡作非为，她都无动于衷，尽情享受美好的贵族生活。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都察院按万历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对张居正做出最终判决：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万历命令执事官员把故相的“罪状”张贴于全国各地衙门，要六千万子民都知道他是大明王朝的“社稷罪人”。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张居正的清算已经做到尽头。万历皇帝视臣子若草芥，将一切罪恶都扣在居正头上，借此告诉臣子，江山还是朱家的江山，大臣无非是朕手中的工具，既可捧上云霄，也可打入地狱，即使有盖世之功也概莫能外。
  翻脸如翻书。
  人性的丑恶，往往在帝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亲政后暴露出蛇蝎本性，对功劳盖世的恩师元相视之如寇仇，不择手段地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特大冤案。
  历史有情，它会褒扬一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人物事迹；历史无情，它会揭露鞭挞任何祸国殃民的奸佞污秽。
  公道自在人心！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清初名士沈德潜就哀叹：“神庙始则尊如父师，过于宠；后至削籍破家，又过于薄。”
  即使在张居正蒙冤的四十年后，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明皇朝对功臣的刻薄暴虐。隆庆年间与张居正在“请大阅”问题上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鉴于居正覆败后朝政日非，感怀时局，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
  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